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之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要紧紧围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任务，关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不断增强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提高决策咨询服务质量和水平。这既是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涵，更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根本方向和总体要求。
一、 智库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智库又称“思想库”，一般是指研究公共政策的专业机构，主要职能是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为公共决策者解决经济、社会、政治、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出谋划策。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国家，是社会分工精细化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结果。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技术进步、世界政治力量格局和经济秩序持续发生重大变化，各国面临的形势和环境复杂性前所未有，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曾以个体形式为主的谋士、幕僚的能力已远远不能适应决策者面临的挑战，迫切需要以团队形式的智库为决策者提供更高质量的专业咨询和政策方案。各类智库由此得到快速发展，决策咨询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政策影响力日益扩大，决策层与智库的关系愈加紧密。智库逐渐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有关机构统计，至2013年全球各类比较活跃的智库已达6826家。美国在二战前只有布鲁金斯学会、胡佛研究所等20多家智库，至2013年智库的数量已增至1828家，形成了与美国社会治理体制相适应、较为完善的决策咨询体系。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主要是以专业、客观、独立的方式，提出公共政策主张，帮助决策者制定和推行政策，并就有关政策进行论证、评估。由于社会治理体制、文化传统、发展阶段等原因，西方发达国家多以政府体制外的社会性智库为主；而在东亚地区，一些主要经济体政府在上世纪后期，主动建立大量智库，形成了以“官办”智库为主的东亚特色。无论智库的属性如何，都在当代国家的发展和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国家政府或政党提出政纲和各类法案、议案，通常都会与智库进行深入讨论和反复论证，有时直接采用智库的建议方案。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在里根执政期间完成了《今后十年的对华政策》，报告中的主要观点成为当时美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重要依据。美国兰德公司对苏联第一颗卫星发射时间、越战撤军、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德国统一等国际重大事件的成功预测和战略研判，奠定了其在美国政府决策中的地位和世界著名智库的声誉。可以说，二战后美国政府推出的每一项重大战略的背后，都可以找到智库的影子。另外，西方国家的议员们在立法机构就各类公共政策发言或辩论，背后往往是不同智库主张之间的交锋。日本综合研究所提出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指导日本顺利渡过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以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为代表的数十家官办智库，为韩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出谋划策，做出社会公认的贡献。不难看出，智库的质量与水平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节选）
（摘自《中国智库》第5辑 如需继续阅读请点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