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市制与城市宪章——迥然不同的中西城市发展道路
在福州市中心，有一片历史文化街区，叫“三坊七巷”。三坊七巷是南后街两旁十条坊巷的简称，街西三片称“坊”，自北而南依次为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街东七条称“巷”，依次为杨桥巷、郎官巷、安民巷、黄巷、塔巷、宫巷、吉庇巷。整个街区呈“非”字形布局。三坊七巷基本保留了唐宋的坊巷格局，堪称末期坊市制度的活化石。
“三坊七巷”初成于唐末王审知建罗城时。王审知（862～925年），字信通，光州固始（今属河南省）人。唐末与其兄王潮随王绪起兵，唐光启元年（885年）入闽，唐光化元年（898年）任福州威武军节度使，五代梁开平四年（910年）受封为闽王。901年，王审知扩建福州城，在子城（内城）之外建造罗城（外城）。政治中心与贵族居住区在城北，平民居住区及商业区在城南。三坊七巷位于当时的城南。城南中轴两边，分段围墙建成居民区，这些居民区成为坊、巷之始。
宋代，三坊七巷是福州城东、西两市中的“西市”所在地。据考古发掘，西市就位于文儒坊西段，为前店后坊格局。
王审知入闽时福建尚欠开发， 人烟稀少。由于王审知来自中原，福州城最初的规划和建设带有浓厚的中原风格。其强调中轴对称的坊巷布局，其东西两市的设置，非常类似当时的长安。此后千年，概因与中原相对疏离，这片较晚形成的坊市制街区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
不过，三坊七巷保存的坊市制遗存已经是行将崩溃时的格局，其与早期坊市制的主要区别在于已经允许临街开市。坊市制起于汉魏，盛行于隋唐，唐末宋初走向解体。
坊是居住区。自汉代以来，坊、里常可混称。《洛阳伽蓝记》卷5记载洛阳有11万户，“合有三百二十里”。这里的“里”就是坊。市是商贸聚集之处。《说文》：“市，买卖之所也。”汉人应劭《风俗通》：“市亦谓之市井。”是说人们到市上出售鲜活物品，须于井上洗濯干净，然后再卖。
坊市制盛时，有着严格的规制。最大特点是空间和时间上的封闭性。其一，坊与市严格分开。汉代“长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昭明文选》卷1）；唐代长安分为东西二市，市的规模比汉代大。其二，居民和商户不得向大街开门，只能在坊、市围墙内的小巷开门。汉魏时的万户侯、唐代的三品以上大员才有资格临大街开门。其三，坊、市之门，有严格的开闭时间，“禁止犯夜”。唐代，州县及以上的城市才能设市，且名义上各县须满3000户才能设市。由上可知，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市”曾经受到诸多人为的限制。这与郡县城市为主流的城市发展模式密切相关。
战国时期，中国曾出现一个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主要原因是当时各国为了争霸的需要，大都采行重商政策。秦实现中国的大一统之后，郡县制度建立，郡府州县治所，都是按行政编制、地理区划和人口分布情况统一布置和兴建的，郡县城市成为此后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线索。当然，也有一些城市是由于商业和交通的发展而形成的，但发展起来后，封建政府就不可避免地要干预和管理，使其纳入政治轨道。（节选）
（摘自《中国智库》第3辑 如需继续阅读请点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