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美国赤裸裸搞双重标准 中国怎么办？

 新浪·长安讲坛第304期于2016年10月27日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隆国强出席并发表了题为《新形势下的中国对外开放》的演讲。

隆国强表示，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治理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认为现有的格局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要推动它的改革。虽然发达国家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但它们也同样不满意，认为自己获得的不够多，因为它本身也要付出成本。

最典型的例子是，由于总体经济力比较强，发达国家长期以来都主张自由贸易，但现在却提起了公平贸易。隆国强表示，这并不等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放弃了自由贸易。而是，在美国具有竞争力的领域，比如高科技产品、服务贸易领域，金融领域，继续大力推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占领全球的市场。

但在美国弱势的地方就鼓吹公平贸易，“不是用传统的贸易保护措施，比如传统的关税，非关税壁垒等等，他们采取的是边境后的措施。比如更严格的劳工标准，加班时间受限等变相推高竞争对手的成本，削弱竞争对手的竞争力”。

面对这种新形势，中国怎么办？隆国强认为，首先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其次，要制定正确的开放战略。对于开放战略，他分析称，一个目标是适应比较优势的变化来提升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竞争力。二是适应中国和外国关系的变化，实现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互利共赢。

以下为演讲摘编：

隆国强：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谢谢你们冒着雨来听课。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国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逐渐地实行了对外开放，越来越深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里。应该说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是少数的获益比较多的发展中经济体。

我们在整个开放进程中，无论是贸易、投资，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就是说在贸易方面，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排在第32位，今天我们是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贸易的进口国，在对外投资方面我们从无到有，在开放以前全中国可能只有一两家，五十年代有一个中波轮船公司，是一个合资企业，几乎没有外资。从改革开放以后，1993年就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前年，中国吸收外商投资排全球第一，去年排第三。对外投资也是从无到有，去年对外投资排在全球第二位，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成为全球贸易投资的最重要的一个。

但是我们说取得这么大的成绩，过去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得力的举措，抓住了全球化竞争中的机遇，实现了趋利避害。目前和未来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和以前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国内发展对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内参与全球分工和全球竞争的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在新的形势下，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来调整对外开放的战略，这样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继续趋利避害。

今天跟大家讲的是未来时，之前在这个教室里，参加朱镕基经济管理思想理论和实践的课，也讲的是开放，但是讲的过去30周年中国在开放的总结。今天我们讲现在时和未来时，现在我们对外开放面临什么样的新的形势。我们需要在这个新的形势下怎么调整战略，是现在时和未来时。

新的时期，我们对外开放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中央文件里面，每次都会对国际形势做一些重大的判断，有时候就是一段，但是这一段非常重，是集中了全党的智慧。

未来世界经济会继续处在低迷状态

现在讲当今世界的四化，叫做政治多级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我们具体讲在经济领域层面上对外开放的环节，我个人认为也叫三期叠加，第一个时期是全球经济处在金融危机后的调整修复期，这和危机之前有很大的不一样。第二是全球经济治理处在变革，新一轮经贸规则的密集构造。第三是对外经济关系，特别是我们比较优势的转换性。

第一个是全球经济处于危机后的调整修复期。大家都知道在2008年以前，全球经济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繁荣，这个繁荣对中国特别重要，正是因为全球经济的繁荣，所以中国的对外贸易快速地增长，我们迅速地成为世界第一大的出口国。

大家设想，如果没有全球市场的繁荣，我们的贸易怎么可能在过去危机以前那么快速的增长？那么在2008年出现危机以后，危机刚爆发的时候，大家对危机的走势有各种不同的判断，尽管当时有很多权威的人士指出来，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自1929年-1933年大箫条以外是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尽管说1929年-1933年是大萧条，但是美国的GDP一直到1939年的时候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也就是说美国这十年先是萎缩，然后再慢慢往上涨，用了十年时间恢复到十年前的水平。

这场危机爆发以后，有的人说未来的走势最乐观是V型反弹，说滑落以后很快就会重新落入一个高增长的轨迹，也有人说是U型反弹，还有人说W型反弹，还有说是L型反弹。

现在时间一晃过的非常快，2008年金融危机到2016年底危机过去八年了，相对来说日子过的比较快，痛苦的时候八年抗战觉得已经是不得了。确实危机爆发以后有些国家虽然没有抗战，也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么过了八年以后是不是走出了困境呢？

现在对世界经济增长未来的判断的认识可以说越来越趋同，不像危机刚爆发的时候大家有各种观点，越来越多地形成共识了。而这个共识集中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会继续处在一个低迷的状态。

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原因

为什么会处在这么一个继续低迷？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方面的原因是金融危机的冲击。先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然后传到欧洲。美国在过去几年里，它通过把一系列的措施，甚至宽松的货币政策措施，把企业和家庭的负债率降下来了，转到政府身上去，政府的负债率加大。

大家看一下美国的大选，一男一女两个人吵得很厉害。特拉沃夫天天说美国在过去这些年里，也就是八年里面，整个国债从不到11万亿美元到19万亿美元，也就是把杠杆转到政府身上去了。

欧洲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最近会有一些负面的消息，所谓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一旦出了问题，对欧洲，对德国都会有直接的影响。另外还有移民的问题，欧洲的安宁，也是在这个冲击下，英国公投脱欧，英国脱欧对英国也好，欧盟也好，它的经济增长都会有深远的影响。所以金融危机后续效应还在继续发酵，没有真正的解决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经济增长的长周期。

大家学经济理论都知道，经济周期是一个科学的现象，经济周期有短周期，中周期，长周期。长周期就是长达五十到六十年的一个经济增长的周期，那么在目前这个阶段，从长周期的角度来看，处在一个下行的阶段，所以长周期的下行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二者叠加起来导致全球继续处在一个相当困难的阶段。

在困难的阶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增长速度在明显地下降，目前全球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比危机以前低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增长的格局也在不断地变化。危机之前繁荣的时候是双轮驱动，发达经济体繁荣，新型经济体增长也很快。危机爆发以后，首先是在发达国家爆发，引擎先是熄火，新型经济体高速增长在各个国家的刺激下维持了一段时间，这两年发展中国家新型经济体增长速度明显减速，其中最大的是中国，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从2007年的时候是14%，今年前三个季度是6.7%，已经明显减速了。从过去30多年平均9.8%的增长速度已经下滑了。

这里面除了危机的影响以外，有经济学家讲所有的经济体都在减速，除了这个以，还有一个内在原因，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增长速度的换挡有内在的原因。

这种增长格局的变化会带来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资金在跨境流动。前些年中国经济前景好的时候，一枝独秀的时候大量钱流入中国，对冲热钱进入带来的问题导致流动性过剩等等。那么这两年大家观察到新兴经济体也开始减速以后，资金从新兴经济体流出，资金的跨境流动不管是流入还是流出，短期内这种大规模的跨境流动都会对这个国家的金融稳定产生冲击。

中国还算比较幸运，尽管流入也好，留出也好规模是相当大的，但是第一，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没有开放，可以采取一些的管理措施。第二，我们当时最高的时候有四万两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做一个缓冲，应该说跨境资本流动并没有对中国的金融稳定产生冲击，但也是我们要高度关注的风险。

在其他国家，大规模资金的跨境流动已经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巴西在开奥运会的时候都觉得很困难，为什么？资金外流，通货膨胀，整个经济金融形势很不稳定。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一个金融现象，美元的汇率持续地走强。美元有它的周期，在二战结束以后，美元是和黄金挂钩的，到了1970年的时候，大量的美元汇率难以维持，美元开始贬值，贬了七八年，然后美元开始升值，从70年到现在。

回顾一下美元的周期也非常有趣。大概是八到十年算是一个周期，贬值一段时间开始走强，因为继续贬下去没有人敢要美元了，所以它要采取各种措施实现强势的政策。在过去危机爆发前后，美元也在走弱，近三四年美元开始走强。

美元走强一个是带来全球的资金跨境流动，还有一个很直接的影响，影响到初级产品的价格，就是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繁荣期，一方面是因为美元的因素，美元贬值，另外一方面是新型经济体、工业化对初级商品有需求的强劲导致了一轮高价格的阶段。

目前从去年、前年开始，初级商品价格也开始持续走低，石油价格今年年初的时候一度跌到26美元，现在在50美元左右。对于很多石油输出国家来说，原来在高油价的时候搞了非常高的社会福利，现在油价一下跌，碰到了很严重的问题，最典型的是委内瑞拉，这个国家的石油储量比沙子很多，按国家来说是排第一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油价走软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出现了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上一轮新型经济体繁荣里面其实有两类，一类是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主要是依靠内需，另外是资源、能源和大宗商品初级产品的出口国，像委内瑞拉也好，像巴西、阿根廷、南非等是靠初级产品出口国。

所以当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回落的时候，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都陷入了困境，巴西是连续两年出现了负增长。所以增长格局的变化回过头来导致资金的流动等等，导致金融风险。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能源结构的变化与地缘政治调整。能源对现代经济来说是不可获缺的，可以说是经济的命脉，所以国家要保证自己的能源安全。

美国曾经一度是石油进口最多的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出现了第一次的石油危机，当时石油出口国觉得油价太低了，所以他们团结起来集体来限产提价，油价上涨，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油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第一次能源危机，美国确定了一个能源独立的战略，也就是说要靠自己的能源供给保证自己的需求，但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实现。

最近一系列的原因，一个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低迷，另一个是技术进步，把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了，所以单位GDP和能耗大幅度下降。

第三个方面的原因是能源技术的进步。我们现在讲新技术革命的时候讲新型技术、新能源、生物技术、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等，其中一个很重要是新能源技术。当时在价格的时候就刺激了很多的新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还有一些传统的潮汐能。还有一个是没有大规模运用的，是现在大家也没有预料到的，就是页岩汽和页岩油的开采，它本身不是新能源，但是人类一直没有解决低程度开采的页岩油和页岩气的办法。恰恰在危机爆发以后这个技术突破了，首先在美国突破，所以一下子美国页岩气的供应大幅度增加，导致美国天然气的价格大幅度下降，美国天然气价格变成世界上最便宜的。

这样的话美国整个能源的供求关系发生了转变，美国基本上可以实现能源的供求平衡。所以长期美国的法律是限制石油出口，它是个进口国，不许出口原油，因为它能供需平衡，所以美国在修订法律，逐渐地放松石油出口的管制。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煤炭，美国已经关掉了煤矿已经开始复产了，当能源价格回落的时候，美国的煤炭开始要出口，海外找市场。

美国的能源的战略目标实现以后，不仅仅影响到美国它的能源，它其实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在过去很长一段生，美国经常在中东地区打仗，很多人说美国是为石油而开战，保证它的石油供给的安全。为了保证自己的海外石油供给安全，美国不得不在中东地区产油国地区去当警察。当它实现了能源的自我平衡以后，还有没有动机到中东地区去当这个警察？会带来非常深远的能源地缘政治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中国人要特别关注这个变化。因为我们现在变成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而且以后进口量还会继续增长，如果没有重大的能源技术突破的话，对海外的能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依赖程度还会继续上升。所以我们必须考虑怎么样保障我们的能源安全的问题。

各国都希望能在产业价值链上抢占高端位置

在这些变化的同时，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各国，特别是主要国家，在危机爆发以后也在反思为什么会出现金融危机。除了直接触发的，比如说房地产泡沫等等，其中它也认识到，作为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它的实体经济，也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一定产业空心化，所以在危机之后一方面短期措施是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救火，来使这些企业、金融机构活下来。

另外一方面是这些国家提出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措施，其中一个核心的是振兴制造业，第二个是着力推动新技术革命。希望能靠一轮新技术革命来带动经济真正走出困境。

所以各国都有创新的国家战略，包括美国。美国人老说不搞产业政策，但是它的这些振兴制造业的战略，国家创新战略能带来很强的产业政策的色彩，都是希望能够在产业价值链上抢占高端的位置，都是希望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里能够抢占制高点。

新技术革命会带来很得多变化，无论对哪个国家来说这个变化都是非常深远的，尤其是新型技术革命，能源技术革命，大家今天的生活和十年前五年前都不一样了。十年前上网找一个网吧，现在每个人拿一个智能手机，今天一个智能手机的计算功能可能比五年前的PC机还强，和朋友交往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购物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逛商场的时间少了，网购的时间多。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是无法想象的，技术进步会带来什么新的变化？

生活方式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生产方式也同样受到这些技术进步的影响。所以德国人提出来工业4.0，从这些所谓的自动化，然后到智能化，数字化智能，现在要平台化。美国GE公司提出工业互联网，也是类似。所以未来人类的生产方式也将发生变化，有人喜欢用“颠覆性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还观察到全球贸易增长速度的意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经济全球化不但深入，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是GDP增长速度的两到三倍。但是在2012年以后全球贸易的速度大幅度下降，已经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去年还是负增长，中国已经负增长很多，但是比全球的情况好一点，所以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还在上升。

大家都知道无论做贸易也好，经济增长也好，负增长这种收缩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是个全球性的事情，当贸易低迷的时候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要抬头。是互动的过程，形势越不好，竞争越激烈，贸易保护主义要抬头，贸易保护要抬头进一步伤害到贸易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调整修复期和繁荣期有个巨大的变化。

第二个我们看到全球经济治理在调整，特别是新一轮经贸规则，所在密集的制造国家。全球的经济治理是有一系列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机构来共同构成，是一个多层次，有全球性的，有区域性的，甚至有一些重要的双边协议，双边的规则。

目前我们看到的全球治理是在二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主导建立起来的，在经济层面上全球性的多边的我们看到有世界银行，有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等等，非常复杂的一个治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所以需要国家之间的这种协议，国际组织来共同应对全球性的问题。

这一套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总体上来看，它是维护了战后70年，全球经济增长，贸易增长，保证了全球的繁荣。但是不是没有问题，问题也很多。

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有不同的问题

从今天来看，不同的国家看到的问题不一样。发展中国家来看，第一我们认为现在的全球治理它的代表性有问题，为什么呢？是因为经过战后几十年发展以后，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整体，在全球经济贸易投资中的份额大幅度提升，但是在全球经济治理的体系里面，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话语权、影响力都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从代表性上是不公平的。

第二个贸易规则的内容来看，因为这些规则是发达国家主导，其实人类的规则都是强者来主导的，这也是内在的规则。在指定这些规则的时候发达国家会按照尽可能保证自己的利益的出发点来制定。所有这些规则总体来看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所以在二战刚刚结束，大家知道有个经济学家提出中心边缘理论，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构成的，中心国家是发达国家，边缘国家就是发展中国家。

这个理论认为发达国家通过不合理的经贸规则、价格体系来剥削发展中国家。所以按照中心、边缘理论发展中国家想自己发展就应该不参与这些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关起门来自己干，所谓进口替代战略，拉美国家干了几十年，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

一开始进展不错，成绩也不错，但是经过长达几十年的运行以后，大家也可以看到拉美国家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先后开始陷入了困境，到了八十年代最困难的时候，比如说阿根廷，阿根廷一百年前可以和美国媲美的一个富裕国家，自然条件非常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阿根廷因为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导致了经济的停滞、社会的动荡。十年时间经济是负增长。

而在与此同时，不到十年我们翻了一番了，所以说独立于国际社会的主流，发达中国家是做过试验的，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尽管全球治理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是说你关起门来脱离这个全球化的浪潮，想关起门来搞建设此条路不通。

所以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拉美国家纷纷开始调整战略，开始参与全球化，走的最快的是智利。与此同时大家可以观察到东亚地区这些发展中国家，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到中国大陆，还有东盟的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出口导向的战略，采取了全球分工的战略，就是我们说的对外开放的战略，和拉美这些发展中国家，在过去三十年到四十年发展的成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会看到发展中国家认为现有的全球治理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要推动它的改革。但是发达国家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它也不满意，它认为它得的不够，因为它也要付出成本。全球化是一个双刃剑，不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它会带来很多的机遇，同时会带来挑战，取决于每个国家自己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战略，尽可能把它的好处，它的机遇放大，而把负面的冲击缩小。

发达国家最大的挑战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它的传统产业一些低附加价值的产业空洞了，它失去了竞争力以后，或者主动的对外战略，或者在外来的竞争挑战下萎缩，所以就导致了低收入者的一些传统制造部门的劳动者的就业、岗位的丧失，收入的下降等等，危机爆发以后进一步地加剧。

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我们说政客不会承认说是我的失误，会说因为中国的竞争剥夺了我们的就业岗位，所以每次美国一些重大政策的争论，特别是大选的时候“中国议题”总是回避不了。

现在看特朗普讲的东西，他认为美国遇到的困难是来源于像中国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的竞争，他还认为不公平，所以在发达国家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说放在世界各国比，发达国家是全球化最大的收益者，却在这些发达国家里出现了逆全球化或者叫反全球化的思想。

英国脱欧是反全球化很典型的反应，曾经有人把英国的公投按线分得很细，凡是低收入者扎堆的区就是支持脱欧的，是因为在欧洲内部，来自于东欧的这些劳动者可以合法到英国去寻找工作，这样就把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资压低了，竞争激烈了，本土的工人找工作困难，所以这些人是全球化进程中受冲击的人，他是反对的。

在英国的投票地图很有意思，在伦敦市，还有牛津、剑桥，这些人力资源比较高的地方都是反对脱欧的，他们感觉到在全球化进程中他们是受益的，但是人数不够多。

美国同样的，曾经非常有名望的一些经济学家出来谈公平贸易。公平贸易指的是什么？如果你观察一下人类的经济史，特别是现代经济，工业革命以后，你会发现非常有趣，早期都想多出口，少进口，后来有了自由贸易的理论，李嘉图把它发挥到极致，与此同时，像英国这样的工业革命最早的国家大力提倡自由贸易的同时，那些竞争力弱的国家并不完全赞同。他们提的是从美国到德国，他们搞的叫幼稚产业保护，并不主张自由贸易。

最早是美国的这些建国者在搞幼稚产业的保护，德国有个经济学家叫李思特，把它理论化了，变成一个叫做幼稚产业的理论。所以说整个发展过程，自由贸易的理论同时并行的以不同的名义，不同的名称出现的是保护贸易的，不同的国家因为在全球的竞争力不一样采取不同的战略。

发达国家是一手拿剑，一手拿盾牌

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主张自由贸易，因为总体竞争力是比较强的，但是为什么现在提公平贸易？公平贸易是不是就反对自由贸易？如果仔细观察一下美国的这些所谓公平贸易的政策，可能不像我们国内很多学者对它的解读。

我觉得美国人讲公平贸易和原来说片面讲自由贸易是不同的，并不是说放弃了自由贸易，其实是在美国具有竞争力的领域，比如说高科技产品，也就是服务贸易领域，金融领域，继续大力推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要去占全球的市场。

但是在弱势的地方开始讲公平贸易，不是说用传统的贸易保护措施，传统的高税，非关税壁垒等等，它采取的是边境后的措施。比如说劳工标准，中国人不是说劳动力产品竞争力强吗？它说要实现更加严格的劳工标准，加班多长时间也受限制，这样变相来推高竞争对手的成本，削弱竞争对手的竞争力。

所以说是两手，一手拿的是剑，有竞争力强的行业继续推进自由贸易，左手拿的是盾牌，想通过公平贸易削弱对手，来给自己提供一个保护。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你会看到反全球化思潮，公平贸易的思潮下边会具体地体现一些新的经贸规则。这些经贸规则不是在原来美国人主导的关贸总协定这个多边平台上。

关贸总协定当变成WTO以后，WTO第一个轮次的谈判，WTO一共搞了七轮的谈判，都是在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当它变成WTO，WTO的第一轮谈判叫做多哈回合的谈判，多哈回合的谈判又称之为发展回合。

“发展”这个词在国际经济领域是有特定含义的，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什么都可以发展，“发展”这个词在国际经济领域讲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有特定含义的。

去看剑桥大学，发展研究院，千万不要以为它什么都干，就是研究发展中国家怎么脱贫。所以“发展”有特定含义的，“发展回合”是因为这里面讨论的发展中国家感兴趣的这些议题，比如说农产品的补贴问题，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优势就是劳动力便宜，土地便宜。所以这些国家应该说农业发展有一定的乐观条件，当然没钱，科技不行，没钱买肥料，产量低，但是成本上来看应该是有优势。

发达国家各方面成本都高，比如说欧洲在很长一段时间要进口农产品，以前殖民地国家，宗主国是进口农产品，进口工业品，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搞了一个共同农业政策，就是给它本地的农民各种各样的农业补贴，在补贴的刺激下，欧洲的农业产量迅速增长，所以很快欧盟变成一个农产品的出口国。它出口了，因为有补贴，发展中国家没钱补贴，就把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击跨了，这是扭曲国际贸易，并没有真正按照各国的比较优势来分工。

所以在WTO第一个回合是削减农业补贴，发展中国家就可以说它的农产品有更强的竞争力，对发达国家来说是不利于它的，所以它很消极，在多哈回合谈判迟迟不能取得进展，现在还看不到结束谈判的结论。所以很重要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对多边产品的议题不感兴趣，不感兴趣就不会像以往一样发挥领导人的作用。

我刚才讲，并不是说发达国家片面地讲让全球化停滞，不往前走，在感兴趣的领域继续推进新的经贸规则的制定，有的领域需要继续推动自由化，有的领域是有其他的经贸规则来削弱它的竞争对手来相对地增强自己的竞争力。

新的贸易规则在哪里？

怎么办呢？多边不行了，转向新的平台，叫做区域贸易安排。最典型的就叫做FTA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在90年代以后快速地增长，90年以前全球只有20个自贸区，现在有449个，我说这个话已经超过449，450都超了，在90年代以后加速推进，整个90恩年代每年平均增长6.2%，而到了2000年以后每年平均增长12%，翻倍了，数量是急剧地增长。

同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规模越来越大。原来自贸区总是空间邻近的一些国家搞自贸区，后来可以原距离地搞两个国家的自贸区，现在变成了巨型的自贸区。一个是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美国、日本，一共12个环太平洋的国家。还有TTIP，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美国和欧美。还有RCEP，叫做全面合作关系，中、日、韩、东盟、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另外还有一个是中国政府推动的亚太自贸区，FTAAP。

第三个很重要的特点是这些自贸区就变成了新一轮经贸规则的构造的平台。美国人极力在推，它的平台有人把它归结为3T，这三个平台上要制定一套新的经贸规则，包括后面提到的劳工标准，环境标准，还有国企的标准竞争中心等等。

这些东西和以前的规则有个很大的变化，以前的贸易投资规则是集中在边境措施，也就是货物准入或者投资准入的时候，现在这些叫做边境后措施，其实是很多国内的法律法规，比如说环境标准，劳工标准。

但是这些东西会对贸易投资活动产生影响。这些新的经贸规则在等待这些国家去批准，美国现在这两个都不支持，这个事，短期来看要费点周折。

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发生变化

第三个变化是我们自己的对外经济关系处在深刻的变化之中。这里面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规模的变化，一个是结构的变化。规模的变化是中国从一个经贸小国变成一个经贸大国，这样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以往我们看世界和中国的关系的时候，一个很直观的，世界经济是个外生边缘，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经贸小国，世界的变化影响中国，所以我们就要去捕捉说世界经济的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机遇，会有什么样的挑战，怎么样能够抓住机遇趋利避害。

今天从经济走向来看，按现在的汇率看，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我们2013年超过美国，贸易上刚才讲我们是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如果从经济增量来看每年新增的GDP是全世界最多，比美国还多，去年还贡献了25%，在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可以贡献全球增长的40%。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国的变化会影响到世界，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它的全球经济体系里面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自变量，当然这个自变量影响了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会反馈于你，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所以要求中国人在看待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时候，你要有个全新的视角。

其实国际社会早就感受到了，中国比如说我们开年底经济工作会，关心的不仅仅是中国人，全世界人都会很关心。全球的金融机构、投资银行、咨询公司都在想尽可能早地了解信息，对中国的经济政策的调整做出预盼，然后才能提前准备好它的对策，来把握中国政策的调整，中国经济走势的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机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国际社会的感受可能比中国人自己的感受还要更强烈，还要更早。我们因为长期作为发展中国家，还老觉得世界影响我，但今天我要说我们看世界的时候，世界继续影响我，而且影响越来越大，但是我们也影响世界。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当你对全球经济已经有很强的影响力的时候，你怎么用你的影响力。

比如说现在开G20峰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国际宏观政策的协调，全球经济都不好，美国说我要加息，大家说你缓着点，因为你的宏观政策有外溢性，你是按照美国经济增长的状况来制定宏观政策，谁也没有办法，但是你是世界第一大国，是世界领袖得付出点责任，不仅要考虑经济政策对本国经济走势的影响，你还得想想，还有很多哥们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还要考虑经济政策的外溢性。

当然美国人也会想，也会利用宏观政策的影响怎么能够在全球经济里面创造出对它有利的机会。

今天轮到中国了，我的一些政策调整，一方面我要考虑自己，另外一方面我还要考虑世界，所谓大国的责任，那么在考虑世界的时候还必须考虑我的政策出台以后，怎么能够在国际社会上给我创造机遇。

如果我说我这个国家大了，没有这种意识，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调整我的政策，那你会发现对国际社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国际社会都恨你，讨厌你，觉得你不负责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会给自己创造挑战。

所以说当我们有了国际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得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中国和世界关系的视角，它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任何重大政策调整的时候，就在想着我的政策既要利己，也要利他，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且你利他的同时恰恰最终还是利己的，因为利他的时候在给自己创造机遇。如果说不顾他人，你的政策会创造更多的挑战，最终也是受害者。

所以说我们规模的变化使得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对我们下一步的开放战略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第二个不是规模的变化，是结构性的变化，这是我们比较优势的变化。中国在经过三十多年的开放，我们说一个巨大的成绩是实现了中国的全球分工体系的一个飞跃。从依靠初级产品出口来参与全球分工的竞争，变成了一个全球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国，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低劳动的劳动。

现在看95%的出口是制成品，95%的制成品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增值环节，如果看海关的统计，会发现说按照产品的目录30%是高新技术产品，但是这些年经济全球化深化带来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形成了全球生产价值链，大到飞机，小到一个手机，都不是在一个国家生产。所有的苹果手机不都是在中国生产吗？没错，还都是在一家公司生产的，在富士康生产的。但是富士康只是在最终的组装环节，你要打开它看，整个设计是苹果公司提供，软件是苹果的，还有很多APP应用是好多公司提供的，还有芯片是美国公司提供的，存储器是三星提供的等等，甚至里面还有些零部件是菲律宾提供的，是好多国家共同才生产出来一个智能手机。在中国的最终环节，是组装。

如果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来看，中国在这里面到底占多少比例？早几年，有一个人把苹果手机生产价值链做了一个分析，他发现中国在这个价值链占的增值的比重不到5%，3.8%。很可怜的，而增值环节还得是劳动密集的环节，

所以说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参与全球分工主要靠的是低成本的劳动力来支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活动，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这个优势在逐渐地丧失。

首先是从整个的人口的供求来看，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在2012年的时候达到峰值，然后每年开始减少，减少200多万，300多万，峰值已经过了。然后从刘易斯拐点来看，过了第一个刘易斯拐点。从收入水平来看，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人均GDP 148美元，现在接近8000美元，这是一个发展的最大成果，但是它带来的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国际比较20多年前，东盟的一些国家，工人的工资是我们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公司的三倍，今天反过来了，我们是别人的三倍。

这就意味着说，支撑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的基础因素、劳动力的因素正在发生重大的改变，所谓的人口数量红利在迅速削弱，在逆转。

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出路了，传统的优势是在减弱，而且现在到了一个临界点上，在有限的年份里面使得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严峻的挑战，来自外部的竞争。

与此同时，一些新的优势显现出来，国内的大市场优势，人力资源的质量优势。比如说我们有一年毕业760万大学生，这个数量里面还有280万是理工科学生，理工科学生的数量是全世界排第一的，后面比如说美国、日本，排在后面的五个国家加在一起每年毕业的理工科学生还没有中国多。

大家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里面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力资源的优势。在早些年我们曾经跟跨国公司进行调查，问跨国公司：中国在你的未来战略里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你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跨国公司最后说主流的，一是以前把中国当成一个面向全球的低成本加工组织基地，现在和未来我要进入中国的市场，战略目标变了。怎么办呢？要把高端的制造活动转过来，把服务转过来，甚至把总部转过来，还要搞研发。回答问卷的31%的跨国公司说要到中国搞研发。

我们去当面调研和座谈，问为什么要在中国搞研发，说两个基本的原因：一是要进中国市场，要针对中国市场进行研发活动，否则在中国市场没有竞争力，所以必须要搞研发。二是我要利用中国的研发人力资源。我们说中国的蓝领工人比起发展中国家来说已经贵了，但是研发人员呢？全球的研发活动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搞不了。我们的研发人力资源数量很庞大，而且相对发达国家来说成本低得多。

所以说这些跨国公司跑到中国建的研发中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利用你的人力资源开展面向全球，面向未来的最前沿的技术公司。比如GE公司，在上海建的研发中心，是全球七大研发中心之一。它承担的不是说把GE的东西卖到中国来，而是开发面向全球的崭新的技术。主要的考虑就是中国的人力资源新的优势。

当然我们还看到中国这种产业配套能力，这个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无人机，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分析，三年前，美国一家公司叫3D无人机公司，那家公司曾经一度被市场认为是未来全球无人机产业的领袖企业。两年多前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有个叫全球的消费电子展，它去参展了以后发现有一家中国公司，叫深圳大疆，这家公司做的无人机技术上略微有一点点差距，但是差距可以忽略，但是成本非常低。

美国那家公司一个无人机卖三千美元，当时大江一个无人机卖一千三百美元。这个电子展结束以后，决定说我们退出江湖，不能再搞无人机了，因为有大疆，所以就不干了，干不下去了。所以这家公司转成一个软件公司，不搞无人机了，市值大幅度萎缩。

深圳大疆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香港大学毕业的学生创业搞得公司，短短几年占全球无人机市场的一半，它靠的是什么？它有技术，美国也有技术，甚至他们的技术比我们强一些，但是它靠的是在珠三角长期形成的非常齐全的配套和低成本制造的优势。有个产品出来很快就可以推上市场，而且成本特别低，形成新的国际竞争。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在过去这么多年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产业配套，这是我们历来在高科技产品技术密集产品上我们形成国际竞争力的基础。

当然还有中国完备的基础设施，连奥巴马都说美国没高铁，中国有高铁，其实中国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所以我们无论在传统来说，交通、电力各方面，我们用的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中国的高铁技术现在是全世界在用的最先进的，比如说电网我们有超临界，超超临界的电网，这也是电网技术里最先进的水平。

所以中国的基础设施是有一个后发优势的，而发达国家因为搞得早，所以很多基础设施已经老化，要更新基础设施成本是非常高的。碰到一个在美国工作的同事，说到北京感觉真好，说坐地铁10号线又干净，开的又稳，看美国的破地铁，又脏又慢，它其实是一个后发优势。说高铁，一个硬币立的不会倒，我那天试了一下，拿了一毛钱的硬币真的不倒，说明它在高速运行下是相当稳定的。

我们在基础设施方面也是有后发优势的。当我们说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低成本优势快速丧失的时候，新的优势在显现出来，意味着说未来参与全球竞争利用好新优势来应对传统优势快速丧失带来的这种变化。

全球治理机遇和挑战并存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总结一下说，新的国际环境里面，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挑战，比如说外需的低迷，竞争的加剧，贸易保护为抬头导致的贸易摩擦，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行为的增加，贸易环境的恶化，跨境资本的流动导致金融风险在增加。

全球的治理这里面应该机遇和挑战并存，新的规则不利于你，但是我们又有了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些新的机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对中国来说国际环境变得特别的复杂，这种复杂在于说一方面是看到你的机遇，愿意在经济合作上和你合作，另一方面是中国大了以后对中国的担心，对中国的崩溃论，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使得我们的国际环境非常的复杂。

另外一方面有新的机会，和当年我们说劳动密集型跨境转移的机会、全球繁荣的机会是不一样的，这个机会首先没有变的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主要潮流，尽管有所谓的逆全球化的造诣，但是总体来看全球化还会继续升华。新技术革命带来很多机会，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和挑战也是并存的。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一方面我们如果做的好，是有可能在新产业里面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大家可以看到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些全球有影响力的大企业。

同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新技术革命，提升改造我们的传统产业，因为我们是有庞大的存量，庞大的制造业、服务业。比如说汽车，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汽车消费国，但是从企业来看，中国这么多的汽车企业还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在全球汽车产业格局里面通过自由的品牌，自主的技术来参与全球竞争形成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没有。三大三小合资了，剩下吉利、长城这些民营汽车企业还在竞争力积蓄的阶段。

全球的汽车工业的分工格局是比较稳定的，德国有三家，美国有三家，日本有三五家，把汽车工业瓜分的差不多了，韩国还有一两家，中国汽车工业要在传统的汽车格局里面突围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新技术革命带来了新的机会。

比如说新能源汽车，现在的特斯拉出来了，如果没有新能源汽车这种革命的变化，很难想像美国会蹦出一个新的汽车公司来。美国三家市场竞争已经很激烈了，因为有了新的技术，带来了新的汽车产品，所以横空出世，突然出了一个特斯拉，中国好几十家做新能源汽车的，谁会笑到最后不知道，市场会进行筛选，但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再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已经在做智能汽车，无人驾驶汽车，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变化，它也会打破原有的产业格局。所以说新技术革命如果说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我们是有可能会实现弯道超车。如果说我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或者说战略不对头出现了失误，所以也可能在新技术革命面前掉队，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确实要求我们认真地去研究新的战略，怎么能够继续抓住重大机遇。

另外还有其他的方面，全球性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给中国出口成套设备、装备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变化。还有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海外出现低成本并购的机会，让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海外并购来整合全球的资源，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这确实是一个机会。

我们有大量的人才在中国汇聚，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你会发现和以前不太一样，以前的机会是世界工业化的需要，有利于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张，经济快速增长的机遇。今天的机遇更多是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竞争力升级，这是一些新的机会，而这个新的机遇恰恰契合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阶段的需要，这个新阶段我们说就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过去我们在工业化的初期、中期和现在的中期和中后期，目标过去是快速推进工业化，现在的目标是加快推进结构升级和效率的提升。新的增长动力过去是要靠各种要素的投入，现在更多要靠创新。全球分工地位过去我们是从依靠初级产品，然后进入到一个低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的分工领域，未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在技术和资本密集的制造与服务形成新的竞争力。

未来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

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就给我们提出新的要求，那么未来怎么办？未来首先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不能够说开放的已经不错了，发展的程度也很大，是不是可以考虑缓一缓开放的步子？我们是个大国可以关起门搞建设？各种各样的想法不断在出来，表现出来的都会有其他的形式，所谓民族主义的情绪，民粹主义等等。

所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首先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扩大对外开放，这是一个重大的判断。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这是一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和很多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祖上也是发达国家，我们是一个文明古国，对中国来说不叫新兴，是复兴，所以总书记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人家也看的很清楚，俄罗斯的历史学家说中国在人类历史上两千多年都处在领先的位置，只不过这一百多年衰落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是要复兴。但是我们的一百多年衰落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锁国，就是自满自大。

为什么说这个话？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以后英国迅速崛起，英国开始在全市场找市场找资源，满世界跟人谈贸易，到了1793年的时候，那时候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农业社会最鼎盛的时候，康乾盛世，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英国1793年的时候带来700多人的代表团跑到中国来，我们的皇帝正好在避暑山庄休假，代表团就去拜见皇帝说想和中国通商，乾隆皇帝应该说也是很英明的皇帝，说天朝大国，物产丰盈，什么都有，所以就不需跟你互通有无了。你给我的工业品我看不上，都是玩具。所以就拒绝了英国通商的要求，也没有觉得怎么样，拒绝就拒绝了。

但是我们说过了二百年回头再看的时候，他拒绝的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通商，其实是和欧洲发生的工业革命擦身而过。所以说1793年以后不到50年就有1840年的鸦片战争，然后中国人就打败了，为什么打败？说了一大堆理由，如果看的更重大一点，你会发现这是两种文明的战争，是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战争。所以你不打这个仗结果也是可以预测得到。

曾经我们的GDP占世界的一半，三分之一，但是因为我们闭关锁国我们就因此而落后，因此落后而挨打。所以到1840年以后，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志士先行们都在寻求救国的道路，其实就是在补工业化的课。今天虽然有了大的成绩，比起当年的领先地位还没有到，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任何资格说要关起门来自己干，谁关起门来谁就会迅速地衰落，所以习主席讲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这是时代的要求，是自身发展的要求，坚持开放的理念必须牢固地树立起来。

除了历史的教训，过去三十多年扩大开放取得巨大的成绩之经验，通过扩大开放我们可以利用全球的机遇加速发展自己。所以正反两方面，既有经验，又有教训，告诉我们还得扩大开放。如果看一看今天开放一方面取得巨大成绩，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并不高，跟很多国家相比开放度还是比较低的。

中国进一步开放的空间还很大

从积极意义上来理解，我们进一步开放的空间还很大，我们进一步做好开放的文章收益也将是巨大的。所以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刚才讲面临新的挑战，新的机遇，只有进一步扩大开放，才能够抓住新的机遇实现趋利避害。

但是说光有开放是不是一定能成功？这个不一定。在全球化浪潮下，真正关起门来自己干的越来越少了，闭关锁国的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是自觉或者被动地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里，但是这些都是开放的国家，并不是都成功。其实有相当多的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并不是成功的，是失败的。

那就告诉我们一方面你关起门来注定失败的，开放如果你的战略不对头也未必会成功。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两个启示，一是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想发展必须要坚持开放，二是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有开放战略。开放的战略举措不对也得不到趋利避害的结果。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说外部环境变化，内部条件有变化了，内部发展对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制定新的开放，沿用过去成功的战略，新的时期未必会成功。

所以这个战略有两个新的目标，一个目标是适应比较优势的变化来提升我们的参与全球竞争的竞争力，是一个竞争力升级。二是适应中国和外国关系的变化，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要处理非常复杂的国际关系，所以需要实现中国和国际社会互利共盈。这两个目标综合起来称之为新兴大国的竞争力升级战略。在这个战略下，它的重点和举措也有很大的区别，以前是靠引进出口型的投资发展加工贸易来扩大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国际市场份额来赚取足够的外汇，进口先进的技术来支撑中国的工业化，那是过去，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我们需要形成国际竞争新的优势，这个新的优势不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而是要在技术资本密集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竞争力。要在我们传统产业里面高附加价值的环节上形成参与全球的新的竞争，然后构建一个开放型经济的新的格局，这个格局是全面开放的格局。

一个是空间上的格局，要从沿海内部，沿边协同开放，这是空间上的新的举措，然后是双向开放，一个是在产业内容，我们开放的领域一个全面开放的格局。也就是说从过去以货物贸易为主，现在是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要并重。过去贸易为主，现在贸易和投资要并重。过去是引进来为主，现在是引进来和走出去为主。过去我们强调的是实体经济的开放，现在还要加快金融的开放，加快服务领域的开放。在经济开放的同时，还要注重参与全球的治理，在全球治理体系里面来引导国际规格，向更有利于发展的国家的方向的演变，支撑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形成一个叫做互利共盈的相互关系，按照总书记的话说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迈向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当然还需要在这个进程中防范风险，要把握保证我们的金融安全和资源安全等等。

这个新的战略是需要新的举措，特别是要通过调整我们在资本密集的产业的发展战略，这些产业像汽车、钢铁，原来是贬值的进口代替的发展战略，是不利于形成国际竞争力的，这些产业存在着保护过度，时间过长的问题，所以整个调整这些资本密集产业的发展战略，尽快地形成国际竞争力，以形成国际竞争力为主要目标来制定新的发展战略。同时，要大力推进改革，特别从微观主体上，要打造一批中国能够参与全球竞争的跨国公司，这里边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国有企业。为什么特别强调国有企业？中国大企业里面前一百家大概有九十家是国有企业，所以国有企业的改革关乎全局，关乎中国参与全球竞争新优势的形成。

最近中央关于国有企业加强党的建设的会上讲到说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还有国际竞争力和防范风险能力。所以在现在我们明确提出来就是要增强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所以按照这个目标要求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有大量的体制改革的东西，必须在我们说通过战略调整，通过改革这些扎扎实实的举措才能够实现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外开放像过去前30年一样趋利避害取得巨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