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林：该不该鼓励年轻人创业

创业有风险，而且风险不小。那么，该不该鼓励年轻人，乃至更广范围年龄段的人口积极创业呢？我的回答是，正因为创业有风险，所以才应该鼓励，必须鼓励！而且，不光要鼓励年轻人，任何年龄段的人创业，都应该加以鼓励！

先说说这个话题的缘起。笔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发展的机制：企业家和创新者的自我发现”。文章在理论分析之后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实施“创业兴国战略”。笔者在一些场合讨论时，听到了这样的观点：创业不容易，失败的情形并不少见，所以，不应该忽悠年轻人都去创业。

这种观点，出发点自然是好的，是对年轻人的一种爱护。不过，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让创业者自生自灭的不鼓励、不抑制的中性态度，不能充分释放生产力进步的潜力。如果这种观点指向下面含义的话，那就更得加以澄清。这指向是：创业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所以，一开始把有潜能的人挑出来，让他们创业，其他人就不要创业了，这样也就不会有失败者了。这样，那些创业失败者少了痛苦，他们或在原来的岗位上，或找个领薪水的固定工作，安安稳稳地工作，或者干脆赋闲在家，家人可以少操心，也不用承受经济上的损失。兴许社会还减少了资源浪费也未可知。

但是，仔细想想，沿用和这种观点同样的逻辑，我们似乎应该规定，甲产品只能由张三企业生产，李四、王五等企业不能介入，以免李四、王五失败。这是不是有点计划经济的味道呢？笔者无意百分之百地否定计划经济，也无意给这种观点贴上什么标签，只是简单地做一个类比。

真正的问题在于，谁全知全能，在事先就确知张三企业能成功，李四、王五企业注定失败呢？失败和成功，本来就是在竞争中被定义的。没有经过竞争的优胜劣汰，谁是成功者，谁是失败者呢？张三企业被指定进入行业，李四和王五企业一定不服，一定会这样说：倘若让我们进入，一定做得比张三还好。应该说，李四和王五企业的抱怨，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让李四和王五进入，最终胜出的也许是他们两家，也许还是张三，这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最终胜出的那个企业的绩效，一定比不准李四和王五进入情形下张三的绩效，来得好。

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有谁全知全能，在事先就可以识别出谁能创业成功，谁又会失败呢？父母能对自己的孩子加以识别吗？老师能对自己的学生加以识别吗？上司能对自己的下属加以识别吗？甚至，创业者自己一开始能否确知自己创业前景吗？都不能。

那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放手让大家去创业、去实践、去试错。笔者在前面提到的“发展的机制：企业家和创新者的自我发现”的文章中，阐述了放手鼓励实践和试错的道理。为说明这道理，需要多交待一些思想史背景。

斯密虽然观察到了自由贸易对于增长和福利水平的意义，但是他对产业革命的观察，则只限于其刚刚发端的二三十年的现象。所以斯密对福利改进途径的理解是：通过分工深化提升生产率，即每个人都从一而终地专事一业，至于这一业是否自己最喜欢、最适合，不大要紧。事实上，斯密甚至认为，人际之间的能力几乎没有太大差别，现实当中人际之间的不同，与其说是分工的前提，毋宁说是分工的结果。也就是说，某个律师如果一开始分配他做打字员，也能当好；反过来，某个打字员如果一开始让他当律师，同样也能当好。如果说前一种假想情形还有点道理的话，后一情形实在让人难以苟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时，产业革命已经发端一个世纪。他们观察到了劳动对人的异化。他们因此这样设想人类的美好未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的话，那么，笔者认为，熊彼特的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则对我们当代具有更加直接的指导意义。熊彼特1912年发表《经济发展理论》时，他所观察到的现象，比斯密多了一个半世纪，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多了60多年。那时，第一轮全球化达到了高潮，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充分展现了其巨大活力。与今天相比，熊彼特1912年没有机会观察到的重大现象，大约有抗生素、原子弹、计算机和虚拟经济的发展，还有不为熊彼特所属的奥地利学派喜欢的凯恩斯主义宏观需求管理。这不影响熊彼特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之源做出准确分析。

如果对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观点加以概括的话，笔者愿意这样表述：“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是创业家（国内常常翻译为企业家）带给人类的红利。”创业家的活动，是拓展人类的知识边际，这种活动可以被称为“分工广化”，这和斯密强调的分工深化结合起来，共同推动人类福利水平的提高。倘若没有创业家不断的“无中生有”，创造出新东西来，仅靠斯密意义上的分工深化，人类社会生产率潜力终究会被挖掘殆尽，并停留在一种“循环流转”状态中，也就是说，今天的福利水平和昨天一样，明天的和今天的一样，虽然这种循环流转对应的福利水平也许不低。

虽然熊彼特从创业家的活动入手，构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框架，对长期增长和周期波动，给出了统一的解释，但他没有系统、深入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创业家活动比较活跃，而有的国家则不活跃呢？这就是笔者在“发展的机制：企业家和创新者的自我发现”的文章中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决定创业活动是否活跃的诸多因素当中，有没有鼓励实践和试错、鼓励创业的社会氛围和政策体系，是很重要的方面。

笔者的观察是，人际之间的先天能力并不相同，有的人创业才能大，可堪拓展知识边界和分工广化的重担；而大部分人则善于在边干边学当中推动分工深化，挖掘斯密意义上的生产率潜力。但问题是，没有谁能够先知地识别出谁有创业才能，谁没有。前文说过，父母、老师、上司甚至本人，都不能在事先就识别出来。所以，只能在实践和试错中，让创业家自我发现。这就是鼓励创业的根据所在。鼓励创业，不仅仅具有促进生产力进步的工具价值，它本身就具有目的价值，因为它是当代条件下，迈向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美好前景的主要途径。

最后，以马云的例子来说明，可能更加直观。和马云同时沿着同样或类似路线进行创业的人，或许还有99个。马云胜出了，壮大了。要是其余那99人一开始就不创业，岂不是不会有失败的痛苦了？说得轻巧，当初谁有慧眼在100人中挑出马云来？就算真的碰巧以1%的概率挑中了一个“马云”，告诉他创业，而让其他人歇着，那被挑出来的“马云”，还会成为今天的马云吗？那个“马云”主导下的“四十大道”集团，会发展成为今天阿里巴巴集团的样子吗？还有可资阿里集团借鉴的失败教训吗？还有鞭策阿里集团不断改进的竞争压力吗？该不该鼓励年轻人创业，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了。

对笔者的观点，可能还会有这样的质疑：马云不是孙正义慧眼识才的吗？要知道，孙正义的投资并非全部成功；马云也是在碰了很多次壁之后，才遇到了孙正义。虽然从个案上说，天时地利人和聚到一起，马云和孙正义都成功了。但从规律层面讲，我们有把握的仅仅是这样一点：创业活动越活跃，孙正义才有更大的机会发现类似马云这样的人。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集团不是上帝，它们的投资项目中，能够在技术上成功的，可能有10%；技术成功的当中，商业上也成功的，可能还是10%，综合下来，或许是1%，或是什么其他水平的概率，但这个概率一定不会太高，不会长期、系统地高于银行的利率。

所以，全社会都鼓励创业吧！即使鼓励，也未必能够把潜在的创业家都激活。但是，倘若不鼓励，那么，实际的创业者数量一定低于潜在的创业家数量。那样的话，我们得到的是斯密意义上的分工深化带来的有限的生产率提升，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知识边界拓展推动的分工广化所带来的更大的福利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