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伟：“新常态”下如何完善宏观调控
“新常态”是近年来全球经济学界的一个流行词语。“新常态”概念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指在次贷危机之后，世界经济不可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速增长状态，而会陷入长期低速增长和高失业并存的状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早于2012年借用“新常态”的概念，用来指称我国即将进入的中高速增长状态。此后，这一概念被官方采用，其含义则更加倾向于特指涵盖当前的以结构调整为主要特征的经济运行状态。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常态”展开系统阐述，明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和高速增长阶段相比，“新常态”具有如下特点：
1.经济增速明显下降。在“新常态”下，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出现明显下降。研究表明，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将大体维持在6.5%—7%。
2.增长动力发生变化，结构调整成为时代主题。在高速增长时期，驱动增长的主要是投资和（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主要是冶金、建材、化工、能源等产业。而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则主要是汽车、精密机械、新能源、金融、信息等产业。在高速增长时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非农产业内部劳动力配置结构的优化；而在“新常态”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主要是来自非农产业内部劳动力配置结构的优化。
3.竞争优势来源发生变化，研发和创新成为竞争力主要来源。在高速增长时期，企业竞争力的来源，主要是廉价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大规模投资带来的规模经济。在新常态下，企业的竞争力则主要来自高附加值的研发和创新活动。跨国投资、全球化经营，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将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4.风险因素多，制度转型压力大。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从国际经验看，这一时期也是矛盾多发、风险累积的时期。处理不好，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中国而言，经济增速换挡期、深化改革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使经济运行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宏观调控政策抉择难度明显加大。
经济运行的上述阶段性变化，为宏观调控带来了一系列新挑战，具体如：
1.传统调控经验失灵。高速增长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是稳定的。既有的调控经验为确定宏观调控目标、运用调控手段提供了有效的参照系。但在“新常态”下，潜在增长率变动不居，传统的刺激手段也因快速的结构调整而出现效率下降。如何确定宏观调控目标，如何选择政策搭配，应成为摆在决策层面前的重大问题。
2.政策空间受到挤压。在新常态下，无论是财政政策操作还是货币政策操作，其政策空间都大大压缩。以货币政策为例，快速推进的金融自由化、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导致金融活动“脱媒”，货币供应量与实体经济的传统联系失效；深刻的结构性调整加剧了金融风险，降低了银行贷款意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货币刺激的政策效果；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和资本市场开放，使资本跨国流动更加自由频繁，导致货币政策操作面临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困境。这些都对货币政策操作带来了制约。
3.对政策搭配要求更高。“新常态”下，经济运行的主题是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而宏观调控的着眼点是总量平衡。如何把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把稳增长与促改革、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是宏观调控面临的又一挑战。
因此，“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必须以提质增效为中心，牢牢把握“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总格局，把稳增长与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把扩大内需与改善供给有机结合起来，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1.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当前，潜在增长率下降是大趋势，我们完全无必要，也不能采用强刺激政策重新把经济增长拉回到高速增长状态。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放任经济运行“硬着陆”和经济社会矛盾激化。在潜在经济增长率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淡化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关注，更加重视利用就业、物价、利率、汇率、产业景气等方面的信息，综合判断经济运行是否处于合意区间、是否接近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防止在宏观调控上发生方向性错误。
2.积极构建开放条件下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新框架。目前我们的产品市场对外开放程度已经很高了，资本市场开放、人民币国际化也在快速推进。这给我们的财政货币政策操作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根据弗莱明—蒙代尔模型，在资本开放的条件下，如果保持汇率稳定，那么我们将会失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也意味着将出现货币政策被动适应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宏观调控主要依靠财政政策的局面。反过来，如果维持浮动汇率，我们可以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但财政政策的效果将会严重打折（甚至完全失效），从而出现宏观调控主要依靠货币政策的格局。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实行宽松货币政策，除了有财政支出空间受到挤压的因素之外，开放条件下的政策搭配也决定了其只能这样做。我国是一个大国，需要保持货币独立性，为此，必须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波动，也表明了决策当局的基本立场。但无论是国内的学术界还是决策层，都存在着主要依靠积极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的认识误区。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明确今后一段时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新框架。
3.完善财政货币政策操作。货币政策要加快向“盯住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过渡，在着眼于物价稳定的前提下，放松对货币供应量或社会融资规模的依赖，通过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充分利用各种政策工具、各种市场信号来实施货币政策操作以提高政策效果。财政政策方面，则要加快建立统一预算的步伐，把所有政府收支全部纳入预算，以消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左右互搏”的局面，显著提高政策效力；同时，要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划分，将宏观调控职责向中央政府进一步集中。
4.推动结构优化与升级，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一是加快重点产业的兼并重组。冶金、建材、化工、造船等行业是拉动上一轮快速增长的火车头，也是产能过剩突出的产业。我们要顺应产业演变的内在规律，以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发展混合所有制为手段，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显著提高上述产业的集中度。二是大力发展接续支柱产业。对于金融、文化、信息、环保等接续主导产业，则要着力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准入，释放产业活力。三是完善政策，大力培育3D打印、智能制造、大数据、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需要指出的是，在普遍存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产业转型升级应往哪个方向努力？企业应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生产多少？给出最终评判标准的只能是市场。因此，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5.推动发展成果共享，拓展发展空间。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不仅是推动发展成果共享、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也是扩大内需、拓展经济发展空间的需要。应加快推进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消除不确定性预期，激发居民消费的潜力；同时要切实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救助力度，推动发展成果共享。
6.积极推动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要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积极推动自贸区、自由投资协定的谈判，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步伐；要推动出口企业经营转型，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要引导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要着力提高对重要能源、原材料和产品市场的话语权，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