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深刻理解新常态，推动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新常态，既是由过去时发展而来的现在时，更是蕴含着巨大变革、创新活力，迈向历史发展新阶段的未来时。认识新常态很重要，适应新常态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引领新常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一、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迈向更高水平的必经阶段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运行渡过增速换挡期、转入中高速增长后的一种阶段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符合后发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后发优势的内涵与强度、技术进步模式发生变化后的必然结果，其实质则是经济发展迈向更高水平的新阶段。

以工业化为标志，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始于18世纪。在短短300多年的历史中，人类社会创造的财富超过了过去几千年的总和。无论是老牌的工业化国家，还是后发追赶的工业化国家，在这一发展进程中都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对此都有很多论述。由后发优势决定，追赶型国家的发展阶段性特征尤为明显。所谓后发优势，通俗的理解就是沿着前人走过的路前行，可以大大降低发展的不确定性，先行国家渐次出现的新技术可以在短期内为后发国家集中利用，先行国家生产和消费行为的漫长演变过程，后发经济体则可能短期内得以实现。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普通家庭，先购买汽车，次购买电视、冰箱，再购买电脑，然后是智能手机等，期间经历了百年历史。而我们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对这些消费品的需求集中近二十多年发生。

正因后发优势的存在，在后发国家追赶先行国家的过程中，通常会在前一段时期内出现高速增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水平与先行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但随着后发优势的逐步消减，经历一段高增长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速会明显回落。对于那些最终成功完成工业化的经济体，这个回落的时点往往发生在人均GDP达到1万至1.2万美元（购买力平价）的阶段。德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经济发展无一例外地经历了这一过程。我国作为一个快速工业化的国家，虽然我们有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但发展轨迹总体符合经济发展的这一规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1万美元，经济增长换挡、减速特征十分明显。中国经济呈现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正是由工业化特征下后发经济发展规律的主导所致。目前，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正在从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经济新常态是工业化进程向后期阶段推进的直接体现，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

二、新常态最核心的特征是增长动力的新旧接续

启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进程最根本的因素是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使个人、企业的自主性和活力得到巨大的释放；对外开放给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机会，使中国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改革与开放之间相互促进，良性循环，使我国经济呈现前所未有之繁荣。对外方面，充分发挥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充分吸收国际直接投资和接受国际产业转移，使中国迅速融入全球市场，不仅带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入制造业部门，而且使先进技术能不断由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扩散，还为国家经济建设获取了大量亟须的资金。对内方面，则顺应人口集聚和阶段性消费需求，抛弃原计划经济时期“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发展思路，按照市场需求的逐步升级进行投资和生产。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内部市场快速成长，规模经济效应得以充分发挥。加上中国特有的地方政府间竞争机制，使得各种有效做法和发展模式迅速在全国推广，进一步加速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廉价而优质的劳动力，直接可以引进吸收的技术，巨大的内部市场，强有力的政府及其资源动员能力等，成为支撑我国过去30多年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机制。

然而，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发生了转折性变化。首先，人口快速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已过，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目前我国人工成本已经明显高于印度、越南、孟加拉等国，与墨西哥等基本相当，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开始向外转移。其次，过去推动生产率提升主要靠两个途径，一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特别是制造业；二是通过引进外部先进技术实现技术快速突破。

目前，这两个途径的作用都明显减弱，农业剩余劳动力空间已经不大，转移速度和规模都明显收缩。同时随着我国技术的长足进步，部分领域接近国际技术前沿，一些核心技术对方采取严格控制难以直接引进，未来生产率提高主要依靠产业内部竞争升级和自我创新。第三，过去经济发展受资源环境的约束小，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原有发展模式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快速凸显，粗放型、破坏环境资源的发展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抑制。随着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清新空气、清洁水质和良好工作居住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顺应人民需求，提供生态产品，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势在必行。新的发展条件下，供给和需求都发生明显变化，约束条件不同以往，这些都意味着原来的增长动力必须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要真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正从要素驱动的增长向创新驱动增长转变。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能否顺利迈向更高阶段、更高水平，关键在于新旧动力能否顺利平稳接续。

三、新常态下风险、挑战与机遇并存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已积累了不少风险。当经济快速增长时期这些风险往往被掩盖，一旦速度降低后就会逐渐暴露出来。制造业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面临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不可避免会引发产业更替、企业劣汰、员工转岗。在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子银行、房地产、企业互联互保等方面都会潜伏着不少风险，“高杠杆、泡沫化”，最终都会向财政金融领域聚积。同时，当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经济问题会更加复杂，政治、社会问题也会更加突出。发展初期当人们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就会对公平、正义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提升，而且过去长期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信用缺失问题等，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诱因，而一旦社会稳定不能得到有效维持，追赶进程就会放缓甚至中断。这些都是新常态下的必须面对、且需要妥善处理的风险和挑战。

在看到风险与挑战的同时，我们更应该重视新常态下蕴藏着的新机遇。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调整难免阵痛，但调整成功了就会提升资产质量，提升产业结构，并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和更大的价值。一些传统产业需求虽然饱和了，面临转产调整，但一些新兴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现，供给创造需求的空间十分巨大。国际上对我们的出口需求增长虽放缓了，但我们利用装备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和资金输出等优势，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迎来了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历史机遇。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确实会增加成本，但提供需求快速增长的生态产品，走低碳、绿色发展道路，环保技术、新能源等领域则会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当前我国经济减速是趋势性、结构性的，但不会是断崖式的。因为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巨大，2.6亿农民工需要转变为市民，1亿城市棚户区住户需要新的家园，还有以亿计的贫困人口需要走上脱贫致富道路，这些都蕴含着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同时，我国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继续释放，每年有近700万大学生毕业，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能力，更加深入、更高层次地融入全球分工，创新能力不断加强，新优势正在逐步形成，我国存在争取经济中高速增长和高水平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现实可能。

四、新常态要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新常态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更高阶段演化的必经之路，也是政府尊重市场力量，主动调整发展思路的战略选择。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开始于计划经济的体制和物质基础，政府对促进经济持续高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竞争性地方政府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通过土地、能源、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鼓励企业到本地投资，提高了全社会的投资率和经济增速。政府积极参与推动了我国高增长，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产业未能按区域经济规律布局，降低了整体的效率；扭曲的要素价格在促进投资的同时带来普遍的产能过剩等。进入新常态，产业和技术发展不确性加大，政府对特定领域的扶持将面临更大风险；建立统一高效的市场需要政府减少直接干预。高增长时期，政府参与经济增长的角色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已不匹配。

新常态下，更好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需要减少政府对产业结构升级方向、产业优化升级方式和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干预。与此同时，要将政府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有利环境上来。其重点在于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促进优胜劣汰和产业升级，严格地执行环境、质量、安全等方面的社会性规制，为转型升级提供基本社会保障等。

五、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原则和近期政策重点

进入新常态，市场经济的广度、深度持续提升，市场力量进一步加强。适应、引领新常态，需要政府调整宏观调控的思路和工具，提高政策的有效性。首先需要调整的是增长目标的确定依据。供需条件变化和资源环境约束降低了我国的潜在增长率，确定宏观调控增长目标，应该更多关注效益性指标，尤其是不能使经济预期目标变为现实的计划性、指令性目标。其次，宏观调控应树立风险意识和底线意识，进入新常态，市场扩张速度下降，竞争加剧，优胜劣汰增多等，都会加大经济运行的风险。第三，新常态既需要面对全面化解过剩产能的任务，又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培育和发展新产业。经济发展目标间平衡难度加大，需要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更多实施差别化、精准化调控。第四，在做好需求管理的基础上，宏观调控应更多关注供给侧效率和能力提升。在人力资本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科技和创新等方面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切实将增长的驱动力更多转移到创新上来。最后，新常态下，经济运行国际化水平大幅提高，宏观调控需要有全球视野和更强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能力。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从去年全年，特别是下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看，今年我国经济增速可能延续下降态势。这表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速度带来的负面作用仍在持续，稳增长、控风险、促转型仍是今年宏观调控的核心任务。需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特别是要抓紧推出一批能对需求侧产生积极作用的改革措施，在拉动短期需求扩张的同时改善长期的供给效率。与此同时，今年仍然需要密切关注房地产、产能过剩和金融领域的风险状况，确保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

（此文摘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2015年1月24日在第六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的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