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积极拓展中美金融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在座诸位的积极努力和参与下，经过10年的发展，中美金融研讨会在汇集中美学界和业界智慧、促进中美金融交流和合作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研讨会一直坚持从中美金融合作发展的关键领域寻找双方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议题，参会人员的关注度高了，讨论才会热烈而充分，才能碰撞出更多的思想火花。

今年的四项议题也是如此。下面我就这些议题谈几点看法。

首先，关于中国自贸区建设对中美金融合作的影响这个议题，我本人持非常积极的态度。

就在前不久，我在会见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代表时，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克·拉迪（NicholasLardy）先生曾经问我如何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进展，他在拜访其他机构时感受到了一些悲观的情绪。我的回应很明确，中国新一轮改革正在稳步推进。这一点在自贸区金融领域改革开放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去年9月份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时，很多人都在担心政策落地问题，因为金融市场准入开放、放松资本项目管制、利率市场化相比其他领域的开放更具风险性，在推进过程中必须把握好开放节奏和风险防控之间的关系。从中国政府已推出的一系列举措来看，自贸区金融改革步伐开放正在加快。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发布了支持自贸区建设的意见，共计51条意见。上海有关部门在这些意见框架下积极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的制度和细则，在存款利率市场化、区内企业境外人民币借款、区内支付结算、企业资金管理、区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各类金融机构入区发展、区内企业境外母公司利用境内资本市场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创新。而且，备受瞩目的自由贸易账户细则已于5月22日出台，依托于该账户的多项金融服务开放将会很快铺开，包括非居民在区内开立自由贸易账户，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享受相关金融服务；自由贸易账户之间、自由贸易账户与境外账户、境内区外的非居民账户之间的资金自由划转，等等。

这些改革和开放举措对境外的跨国金融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正在产生积极的影响。说实话，半年多一些的时间就能取得这样的进展已经很不容易了，问题在于人们的期望总比实际进展超前许多，也许，这正是加快推进改革的动力所在。据我所知，德国奔驰公司作为区内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已经发行了人民币债券。中国拥有广阔的金融行业发展空间，中美实体经济互补性高，资金往来密切，这些都是利用自贸区引领的新一轮金融开放推进中美金融合作快速发展的坚实基础。

其次，关于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与跨境投资议题，我的意见是非常值得期待。

近年来，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据中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2002年曾达到54.2亿美元的高点，但其后显著回落，到2011年降至23.7亿美元的低点。不过，最近两年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流量已显著回升，2012年为26亿美元，同比增长10%，2013年达到33.5亿美元，同比增长29%。比较起来，近几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增长更为迅猛。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8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流量首次突破5亿美元，2010年突破10亿美元，2013年又首次突破了20亿美元，达到22.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以上数字充分表明，除了不断扩大的双边贸易，相互直接投资也正在成为中美两国深化经贸领域合作的一条新的重要渠道。令人充满期待的是，中美双边投资的未来发展空间仍然十分广阔。

一是中美相互投资在各自FDI总量中的比例还比较低。据中方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存量为702亿美元，只占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3529亿美元）的5.2%。据美方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为52亿美元，只占美国FDI存量（26508亿美元）的0.2%。按流量计算，2013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只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76亿美元）的2.8%，来自中国的FDI只占美国FDI总流入量（1875亿美元）的1.2%。

二是中美两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对包括中美企业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来说都具有极强的吸引力。2013年美国和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分别达到16.8万亿美元和9.2万亿美元。作为全球经济体量第一和第二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同时也是全球前两大跨境直接投资目的地，2013年吸收的FDI流量分别达到1590亿美元和1270亿美元。此外，作为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美国的先进技术也是吸引中国企业扩大对美投资的重要因素，正因如此，收购和兼并已经成为中国对美投资的重要形式之一，此外也有一些中国企业与美国公司成立了合资企业以开展共同研发。

三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的日益加快将为中国对美投资注入新动力。多年来，美国一直是全球第一大直接投资输出国，而中国也在2012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三大直接投资输出国，2013年中国的对外投资继续增长，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902亿美元，同比增长17%。随着中国逐步从跨境资本的净流入国变为净流出国，作为全球最大市场的美国在中国企业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必将不断上升。

四是中美相互投资已经产生了互利共赢的效果。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8－2012年，在华美资企业累计汇回美国的投资收益接近400亿美元，加上220亿美元的利润再投资，合计收益超过600亿美元；同期，对美直接投资为中国企业带来的收益累计也超过了10亿美元。这些数字还远不能囊括直接投资给两国带来的所有积极影响。除了企业获得的丰厚回报，投资对东道国的就业、税收乃至产业结构的调整，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五是中美两国的投资环境都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例如，中国目前正致力于通过建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尝试在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社会服务等领域进一步扩大投资准入，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外商投资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

美国的一些行业，如航运、能源、金融、媒体、基础设施等，也存在对外国投资的这样或那样的限制，同样有扩大市场准入的空间。再比如，无论是对国外的还是对中国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都必须进一步加强，这对中国加快技术进步、促进中外合作、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十分有利的。美国的外资审查制度也需要提高透明度，明确判定跨境投资威胁国家安全的具体标准，以尽量减少政治因素对跨境投资的负面影响，降低外国投资者在赴美投资时面临的不确定性。

正在谈判中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正是为了给两国投资者创造一个更开放、更公平、更可预期的商业环境，它对于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市场准入的扩大和投资障碍的消除将为新一轮的中美相互投资开启大门，为两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增添新的动力，而全球经济两大引擎的稳定运转，势必会为世界各国创造更多的需求，推动全球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加快复苏。另外，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达成也将为其他国家之间达成类似协定提供重要的示范，从而有力地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进程。目前，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最终达成还有一些难点，如市场准入、劳工规则、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国际仲裁等，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考虑到中美两国加强互利合作的大局，双方必将努力弥合分歧，早日达成一致。这也是中美双方企业界所期待的。

第三，对于有关资本市场的议题，我的看法是合作前景非常广阔。

一方面，中国高科技、高成长性优质企业利用海外资本市场融资的需求依然旺盛。5月22日，中国最大的自营电子商务企业——京东商城正式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融资18亿美元，超过预期。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企业阿里巴巴已于5月7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递交上市申请，并有可能缔造有史以来最大规模IPO。京东、阿里巴巴等企业的主营业务和主流客户都在中国内地，他们选择赴美上市，固然有中国资本市场及PE／VC行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但确也是资本市场全球化背景下的正常现象。通过在美国上市融资，企业可以在短时间内树立国际化的企业形象，有利于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快速推进。

另一方面，近期的政策走势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将更为扩大、更为开放。新“国九条”，即《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勾勒了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新图景。一些具有突破性的改革措施业已出台，例如,新三板市场扩容；推出“沪港通”这一上海与香港股票市场的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向证券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以及私募等资产管理机构放开公募基金业务等。更多措施正在酝酿中，包括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进一步改革创业板，放宽财务准入标准；建立创业板再融资制度；进一步扩大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的范围等。这些措施无疑都与提高中国资本市场投融资的可及性、便利性和高效性息息相关。

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红利的真正释放还需各方的切实努力。中国资本市场正面临很好的发展机遇，不论是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还是国企改革的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都赋予了资本市场各利益相关者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例如，对于私募股权基金而言，新三板的扩容不仅使其成为中小企业实施定向增发、引入新投资者、进行股权转让的重要交易平台，而且为PE／VC机构增加了新的投资和退出渠道。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相信这正为有远见、有能力的金融界相关人士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最后，对于中美金融业面临的宏观经济抉择这一议题，我的想法是大调整、大协调。

当今世界正处于深刻变革的时代。全球经济仍处于政府债务危机的后期，复苏进程缓慢艰难，既缺乏明确的新增长动力，又面临原有刺激政策退出带来的挑战。随着美国经济的稳定复苏，特别是房地产和消费市场的增长，失业率的稳步下降，美联储从2014年1月开始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削减月度资产购买规模，加强对超低利率政策的前瞻性指引。在美国宣布和正式实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时候，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出现较大规模的资本流出和汇率贬值，给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中国经济仍处于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从要素投入驱动的粗放式增长向创新驱动的集约式增长的阶段转换期，正在经历着结构调整的阵痛期。目前正围绕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和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以结构改革推动结构调整。中国还通过体制机制改革，逐步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当然，在寻找新平衡点的系统转换过程中，由于市场预期不稳，经济运行具有不稳定性、脆弱性等特征，长期积累的潜在风险也会逐步释放。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下降到7.4%，但仍保持在年度预期目标范围；中国的经济结构呈现出一些积极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和对GDP的贡献，均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快速发展，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取得积极进展；财政、金融、基础产业等重点领域改革取得新进展，简政放权等改革，为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但金融业面临的宏观形势较以往更为错综复杂，金融体系内生性的问题也在增多。一方面，实体经济压力进一步向金融体系传递，与房地产和产能过剩相关的金融风险有所暴露，不良贷款明显增加。中国的消费、出口、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等终端需求增速有所回落，制造业投资和工业生产放缓，部分企业运行困难加剧，资金链趋紧，信用违约风险加大。今年以来，中国还出现了一些风险事件，利率市场因此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风险意识有所增强，金融体系的信用扩张有所谨慎。另一方面，金融领域加速向市场化方向转型，非传统的投融资模式不断增多，交易对手更多元、违规操作更隐蔽，风险因素更复杂。但金融监管、宏观调控和稳定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金融体系的转变，需要管理好制度、政策在转型过程中的不协调风险。

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中美金融业的合作应顺应时代变化，进行较大程度的调整，更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对话，实现大调整、大协调、大发展。为此，在座的各位有必要认真面对金融业发展面临的宏观环境的深刻变化，准确研判，出谋划策，为两国金融领域的调整和协调提出富有建设性、可操作性的政策咨询意见。

女士们，先生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决策的主要咨询研究机构，在进一步拓展中美金融合作的政策设计方面责无旁贷，我们热切希望与在座的各位新老朋友、各相关机构加强沟通、交流、合作，共同推进中美金融合作迈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谢谢大家！

（本文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2014年中美金融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