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三大思潮的西方反思

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新发展，国际力量平衡、国际关系格局均出现新的变化。在探究如何认识这种新变化的努力中，西方左翼学者对西方舆论界流行的“文明冲突论”、“全球治理论”和“权力转移论”三大国际关系思潮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关于“文明冲突论”的反思

“文明冲突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20世纪90年代系统地提出的。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基于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考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降低，而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差异凸显，将成为新一轮冲突的导火索，“文明冲突”模式成为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国家间的对抗和联合；最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的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

有学者指出，亨廷顿从他的“文明冲突论”还引申出以下五个主要推论。第一，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使非西方社会西方化。第二，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这造成穆斯林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第三，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各国围绕着其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第四，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区域层面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则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战争，并产生了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第五，西方的生存有赖于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使它免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然从提出开始就广受关注，但一直是饱受争议的。其“西方文明优势论”的心态，鼓动所谓西方“文明”国家联合起来以打击、遏制异类文明尤其是所谓的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企图，一直以来，是包括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在内的思想界揭露与批评的焦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结合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以新兴大国的崛起等新的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有力地批判“文明冲突论”鼓吹的“西方文明优势论”。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基斯·范德菲尔就认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剂猛药，帮助我们抵抗资本主义肤浅的生活方式和单一枯燥的文化的吸引力。”

对于“文明冲突论”断言的文明之间的差异必然导致冲突与战争，或者说冲突与战争主要源于文明之间的差异的观点，许多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是表示存疑的。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细谷雄一在点评2008年12月27日以色列侵占加沙事件的同时，对亨廷顿所谓不可避免的“文明的冲突”表示质疑。他认为，用“西方对伊斯兰”之间的所谓“文明冲突”已经解释不通这场围绕领土问题的血腥的“旧战争”，也解释不通“伊斯兰文明”内部针对伊朗势力膨胀展开的政治的、军事的斗争。

相反，包括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在内的世界进步思想界认为，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并非冲突的根源，而正是这些差异才使人类社会更加丰富多彩，各种文明之间相得益彰。世界的和平、繁荣与发展有赖于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对话、交流以及相互尊重和借鉴。在被认为是彻底颠覆西方“中国崩溃论”、“历史终结论”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马丁·雅克指出，在这个价值观多元化且常常相互矛盾的世界，设法让这些对立的价值观共存共容，是一件重要的事。实际上，要让一个充满矛盾现代性的全球化世界以相对安宁和睦的方式存在，价值观的共存共容是前提。

关于“全球治理”理论的反思

由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最初提出概念的全球治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全球治理理论的一个中心假设是“国家无能论”，意即民族主权国家对于那些跨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失去了解决的能力，因此需要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全球性组织来加以协调处理。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在全球的肆虐，西方主流全球治理理论又开始竭力鼓吹以市场机制来进行全球治理，并强行推销“市场万能”的新神话。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机构与机制的弱点与弊病暴露无遗。西方许多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对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机构、机制乃至西方主流的全球治理思潮的怀疑情绪和要求变革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的情绪均随之增长了。

从对西方全球治理的怀疑方面来说，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不能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粮食危机等全球性议题带来的各种新挑战，正面临困境。如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戴维·赫尔德就指出，后冷战时代，全球和区域治理机制已变得极其脆弱，具有代表性的机构，如联合国、欧盟与北约，都遭到了削弱。

在谈到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的难点与困境时，戴维·赫尔德着重指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国际政府间机制没有明确的工作分工，经常功能重叠，指令冲突，目标模糊。第二，国际机构体系的惯性，或者这些机构在面临集体解决问题的手段、目标、成本出现分歧时的无能表现。第三，跨国问题很难被充分理解、领悟，也很难采取有效行动。第四，责任赤字或不足。

从对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的变革方面来说，西方许多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大都认为，2008年的危机并非仅仅是一场深刻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也是世界管理体系的危机、全球发展基础理论的危机、国际体制的危机。在他们看来，要摆脱这场体制性危机，需要展开新一轮的改革，建立新的国际体制，打造新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体系、形成新的世界发展哲学。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关于全球治理变革的诉求与主张，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根据国际力量平衡发生变化的新形势，推进全球治理机构的民主化进程。这种“民主化”进程，换言之，这种包含团结、民主和社会公平的全球治理的再调整和变革，在戴维·赫尔德看来，必须包括区域和全球层面独立的政治权威和行政能力的发展。在他看来，除非全球治理的安排能够实现团结、公正、民主和有效，否则它“即将失败”。

第二，超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使全球治理“社会主义化”。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西蒙年科就指出，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复辟之后，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安全，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好转。很多地区的危机解决都伴随着战争，包括联合国也变得越来越虚弱，逐渐沦为维护美国利益的机构。要想维持未来世界的和平稳定，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道路是必要的。

日本独协大学法学部教授星野昭吉也指出，目前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正处于深刻变动之中。这对彻底改造以往全球政治不公正、不合理的结构是一次难得的契机。不过，在他看来，实现对现有全球政治结构的基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摧枯拉朽的彻底变革，需要一些必要条件。比如，不仅需要现有变革现状力量，而且需要从维持现状势力的内部不断分化出支持和参与变革现状的力量，从而使世界政治中变革现状力量不断得以成长壮大。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基斯·范德菲尔则把全球治理的社会主义化寄望于左翼的再度振兴。正如他指出的，“资本主义中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同帝国主义的全球治理相结合，已经对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支持者造成了沉重打击，至今还没人能从这场打击中恢复过来。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左翼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从其历史上最惨痛的失败中重新集结和恢复起来。全球化运动的一个替代性方案发源于1999年的西雅图，那里的工会保持了他们削弱资本力量的能力，他们的努力和其他一些维护和发展文化的活动，为左翼政党和左翼运动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

关于“权力转移”理论的反思

认为均势理论没有抓住国家发展速度不均衡对国际体系影响的美国学者奥根斯基和罗伯特·吉尔平先后形成了各自较为系统的权力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等级并非静态，而是随国家权力与增长率的此消彼长而发生变化。增长率的不平衡主要由人口数量、经济生产力和国家从社会中汲取资源的政治能力及运用这些资源促进国家整体利益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所驱使。

权力转移理论区分了主导国与崛起的挑战国之间爆发战争与保持和平的条件。如果不满现状的挑战国的力量超过了主导国，战争最容易爆发。在挑战国与主导国势均力敌之前，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极低。而在崛起的挑战国推翻原主导国并确立自身的统治地位之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也会急剧下降。该理论认为，均势、超越和不满的共同作用往往导致战争。一旦发生权力转移所需具备的人口因素、经济与政治条件充足，外部行为者很难对权力转移进程有重大影响。权力转移理论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长期和平提出了这样的解释，即美国是主导国，没有其他国家能够与之匹敌，因此没有爆发大国战争，甚至也没有出现实质性威胁。

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力量平衡发生显著变化的事实，使权力转移理论在西方主流舆论界尤其是国际关系学界很快又流行起来。如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就认为，随着“作为今日一股势力和未来世界其余部分的模式”的西方势力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加速下滑，世界开启了“从单极世界转向多极世界……历史的火炬似乎正在从西方传给东方”的进程。欧盟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前主席斯坦利·克罗西克也认为，“最确定无疑的，就是金融和经济危机加速了权力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进程。”

但是，也有一些西方左翼学者对当前重又流行的权力转移理论进行了质疑。如美国拉特格斯大学政治学系理事会教授杰克·利维就认为，虽然权力转移理论可能是最广泛地用来解释中国在当前国际体系中崛起的动力与结果的理论，但该理论仍有一些方面不够完善，它并没有为国家的崛起与衰落的动力因素作出全面精确的描绘。在他看来，权力转移理论强调人口因素与经济规模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新的经济主导领域更为强调质量而非主导国与挑战国之间的数字鸿沟要求学者们对权力转移理论提供的预测持谨慎态度。换句话说，尽管权力转移理论认为中国赶超美国不可避免并且日益迫近，或许在下一代的某个时刻，但是这个预测忽略了技术革新（与军事革命）可能影响国家增长轨道的重要性。

杰克·利维还特别指出了权力转移理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局限性，即权力转移理论虽然正确地认定，中国崛起将是未来数十年最主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但是它太过强调全球层次而对亚洲地区层面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他还指出，虽然也有权力转移理论者强调了21世纪末印度崛起的重要性和可能的中印权力转移，但在那之前很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中日关系、中韩关系、中国同东南亚关系还有同美国和印度的关系，这些都会影响中美关系，也会被中美关系所影响。他的结论是，“没有哪个理论可以单独为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崛起以及中美竞争给世界体系的影响提供一个更普遍适用的框架。”

整体上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对西方流行的三大国际关系思潮的反思，是我们当代需要的觉悟。这种全面、深刻反思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在于，有助于打破西方自封的在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对“真理”的垄断地位。这一点，连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布鲁斯·詹特森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史蒂文·韦伯等人也意识到了。他们认为，上世纪后半叶，五种理念统治着世界政治：和平比战争好，霸权比力量均衡好，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民主比独裁好，西方文化比其他一切文化都好。但如今，这五大理念已不再是可靠而坚定的指导原则。在他看来，“世界政治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问题现在都需要重新讨论”，因为世界已经进入“意识形态新时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