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运作方式曝光 称该学会可预知世界未来

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斯特罗布•塔尔伯特称，布鲁金斯学会和其它所有智库的工作目的，是“向决策圈提供分析和研究成果，让决策圈将其视为制定新政策，以及修改或废除现有政策的依据。”塔尔伯特还表示：“我们最具挑战性的任务，是尽早判明我们国家和世界在未来将要面临的新型重要问题。”，并让这些问题引起决策者和公众的注意。

智库研究的原始材料是思想。智库——更确切地说是公共政策研究组织——对作为政策依据的思想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进行评估，并生产有可能作为未来决策依据的新思想。历史学家詹姆斯•艾伦•史密斯写过很多关于智库的书，他在一套书的标题中将智库描述为“思想的经纪者”。

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智库之一。现代布鲁金斯学会的前身——政府研究所——于1916年在华盛顿创建，创建人为罗伯特•布鲁金斯，他是一位圣路易斯商人和慈善家。后来，布鲁金斯还创建了两所关联的组织，经济研究所以及经济和政府研究院。

罗伯特•布鲁金斯建立这些组织的原因，是他发现20世纪初期，经济研究和组织管理出现了相对较新的规则体系，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他认为政府也可以从中获利。1927年，这三个组织进行了合并，变成布鲁金斯学会，一开始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国内社会和经济政策。二战过后，国际研究也提上了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议程。

布鲁金斯学会在结构上分为三个主要研究领域：外交政策研究、经济研究以及行政研究。不过，由于我们现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充满各种跨领域问题，随着学会不断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三个部门的差异越来越模糊。学会的组织结构里同样包含了多个研究中心，关注领域是中东问题，或是教育政策这种功能性问题。

罗伯特•布鲁金斯曾经说过：“布鲁金斯学会所有研究工作的理念，是准确、无偏袒地构建议题，并在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情况下提出思想。”从创建初期开始，布鲁金斯学会就为决策者和公众开展及时实用的研究，试图为美国最复杂的政策挑战寻求解决之道。

几十年来，布鲁金斯学会提出的思想在各种场合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包括一战和二战的战时动员，联邦政府预算的程序制定，公务员系统和社会保障系统的改善；马歇尔计划的制定，二战期间实施的价格控制，对无赖国家的制裁；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它外交政策和国防机构的成立；对贫困国家的发展援助；苏联解体后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改变以及其它政策调整。

911恐怖袭击以来，布鲁金斯学会的工作重点，更加有目的性地转到为涉及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政策调整出谋划策，在防范恐怖主义和维护公民自由之间找到平衡点。另外，学会的研究方向还有巴以冲突，在非国家实体崛起背景下对国家间传统的外交手段进行调整，讨论实施先制性或预防性打击抵挡来自恐怖分子和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威胁，后冷战世界的长期国际战略规划，军备限制的未来走向，以及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

5年前，研究智库的政治科学家安德鲁•里奇在一份报告中总结道：“智库现在依旧是决策者和新闻人士获取信息和专业知识的主要渠道。”里奇表示：“智库的研究和报告经常受到重用，因为其可对国会工作人员立法和新闻人士撰写报告进行指导并提供依据。”

里奇对参众两院的国会工作人员和新闻人士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超过90%的人认为智库在美国当代政坛中“有点或非常具有影响力”。里奇的报告称，在他调查列出的30所智库中，布鲁金斯学会被认为“最值得信赖”。

布鲁金斯学会经常被称为“没有学生的大学”。该机构内的75名资深学者很多都拥有高学历，不少人来自大学教师团队。他们的研究和文章都要接受学术审查。

我们将一些布鲁金斯研究员称为“学术实践者”。这种称谓适用于那些定期在政府机构任职的研究员，他们在现实世界环境下检验学术结论；也适用于之前任公职后来进入布鲁金斯的前政府官员，他们利用在政府工作的经历为学术研究增添了一些实践观点。

例如，10多个布鲁金斯“学术实践者”都曾在国务院或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任过职，他们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外交政策研究项目主任詹姆斯•斯坦伯格（之前曾在白宫担任过副国家安全顾问，并在国务院担任过政策规划司司长）、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国务院苏联及东欧研究办公室主任）、萨班中东政策中心主任马丁•英迪克（曾担任负责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并2次出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布鲁金斯学会的专业队伍还来自其它所有的政府部门，比如前国会议员比尔•弗兰泽尔（明尼苏达州众议员），他是我们这里研究税务、自由贸易和预算政策的常驻专家。

东京的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统计了一份世界范围内的智库列表，其中半数在美国。并不是所有政策研究组织都像布鲁金斯的宗旨指出的那样，保持了严格的学术氛围，或在政策分析中遵守“独立并超越党派性质”的准则。一些智库比较明显地带有政治色彩。很多智库专注于对单一议题或少数相关问题的研究。一些智库具有意识形态的政策议程，或明显的党派偏向，并说服决策者实施它们的议程。

不过，无论被定性为左派或右派——或像布鲁金斯一样被定为中立派——所有智库都致力于向决策者、新闻媒体、影响力较大的舆论领袖、利益组织和公众推广它们的研究和建议。布鲁金斯学会和所有其它智库付出这些努力只为一个目标，那便是为决策圈实施问题分析并导出结论，用作制定新政策，或是修改和废除现有政策的依据。

布鲁金斯学会推广政策分析和意见的方式有很多种。许多研究项目的推论都以书本或报告形式呈现。不过在几年前，由于考虑到决策者和他们的下属并不总是有时间去读书或浏览冗长的报告，布鲁金斯还另将研究成果以“政策简报”的方式发表出来，这种简报更容易获取，内容也更加精简。另外的智库也如法炮制。

布鲁金斯的学者们经常通过国会听证会、私人咨询以及与国会和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会面的方式，更加直接地与决策者交流他们的研究成果，并通过论坛、圆桌座谈以及其它公众活动的形式与相关的非政府目标人群交流。

决策者通常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而公众舆论又经常受到新闻媒体的报告所影响。另外，决策者与他们的顾问，以及公众都是通过新闻媒体来了解政策问题的。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布鲁金斯和其它智库的很多学者都花费很多心思通过新闻媒体展示他们的观点和研究结果。这种展示具有多种形式，比如电视、收音机或杂志采访、报刊专栏的评论文章、新闻发布会、公开演讲以及学术期刊的论文。一年多以前，布鲁金斯学会建立了自己的电视和电台工作室，以更好地进行媒体采访。

布鲁金斯和其它智库还出版“媒体指南”，帮助记者找到并采访那些与他们正在撰写的政策问题报告对应的特定领域学术专家。

布鲁金斯学会每年用于研究分析、宣传推广、项目拓展以及人员薪资的资金约为4000万美元。经费的来源包括创始人罗伯特•布鲁金斯最初建立的捐赠基金、各种基金、公司和个人捐款，以及像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和公共政策教育中心这样的机构。出版社每年出版50多本书籍，而教育中心则为政府和公司经理开办高管教育研讨班。

相关的详细规定可保证出资方不会对布鲁金斯的研究方案和结果造成任何影响。

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最具挑战性的任务是提前判明我们国家和世界未来将要面对的新型重要问题。因此按照布鲁金斯的传统，我们将学术力量用于引起决策者和公众对这些问题的注意，提供可靠的研究分析，组织辩论，并给予建设性的理念和意见。

布鲁金斯学会建立75周年，詹姆斯•艾伦•史密斯在回顾学会历史时写道：“当刚出现的政策问题无法得到学者关注和解决时，布鲁金斯经常采取措施将这些问题重新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并建立起新的专家网络，不管这些问题是政府财政和规章，亚洲国家经济，还是核武器的指挥和控制。可以确定的是，学会长期获得成功，并拥有深远影响力的最佳证明不光是其对特定决策过程的深刻影响，还有其构建专家网络的能力。甚至在政策论战初现端倪之前，这种网络便已建立起来，并不断预测国家的各种政策问题。”

忙碌的政府决策者注意到，布鲁金斯学会具有能将长期趋势分析和短期政策意见相结合的附加价值。尽管我们现在处理的很多问题，罗伯特•布鲁金斯在1916年时是难以想象的，但学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定不移地采用超越党派，并以政策研究为主导的研究方式。 知远/熊永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