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经济体须新资本驱动
2015-07-30 21:25:48BY：guo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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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终于要重返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麦迪森测算，早在公元10世纪时，中国在人均产出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而且这个地位一直延续至15世纪），但是，中国经济增长成绩的85%左右是来自廉价劳动力贡献的劳动红利、无限制的资本堆积以及令人恐慌的资源过度开发和环境破坏（王小鲁，2000），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成绩的85%左右则来自技术创新红利、创新资本红利和创新企业家红利（索洛，1957；卢卡斯，1986；里夫金，2012）。
同样的成绩单，一个是竭泽而渔，一个是可持续发展，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即使中国依然迷恋要素红利的发展模式，事实上也是不可持续的——2013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2007年则超过7000美元，劳动力成本开始快速攀升，劳动红利即将消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08年4万亿元资本堆积产生的产能过剩、泡沫膨胀已经严重影响经济增长质量；而大气、土壤、水资源以及生物资源、矿产资源的过度开发、污染，资源环境承载力也接近极限。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中等收入陷阱”、“刘易斯拐点”随时会产生。因此，如何从粗放的要素驱动增长转型为创新驱动增长，对中国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如何构建一个高效率的创新经济体？高效率的创新经济体的核心要素是什么？笔者的研究结论是创新驱动，而创新驱动的核心是新资本驱动。概括地讲，创新驱动下的新资本包括新社会资本、技术资本、创新资本和企业家资本四大要素。
新社会资本的创造与开发
- 新社会资本时代的开启。社会资本是社会学家最早使用的概念，它是社会组织提高效率的保证，包括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以及人们交往时共享的知识、规范和预期。社会资本增加，可以促进各方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将其持有的技能与财力结合起来，使参与者回报增加，经济效率提升（迈克尔·武考克，2000）。在一个稳定社会，由于制度、社会成员行为准则以及行为边界基本固化，社会资本一般会表现为一个常数，如中国太平时期的宗法社会网络，美国新教伦理下的经济社会制度，基本上都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是，当社会处在剧烈转型，旧的社会资本开始瓦解，新的社会资本开始重建的过程时，社会资本规模的大小以及结构稳定与否，都会直接影响全社会的财富创造能力和创造水平，这时社会资本就成为创新要素本身。换言之，对于一个以契约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培育和增加社会资本，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第一要素。在这里，社会资本的增加可以大幅度降低不信任的风险，促进企业家与技术、创新资本的深度融合和深度聚合，特别是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公共网络资源时，全社会每个创新要素的配置成本会大幅度下降，而产出效率会大幅度提升。把社会资本作为创新驱动因素，已经有学者做出很好的研究。严成梁（2012）通过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1~2010年相关数据的测算，发现社会资本增加1%，知识增长速度上升0.211%，实际产出可增加0.074%。（节选）
（摘自《中国智库》第7辑 如需继续阅读请点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