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核心国家：中国的“大金融”战略与发展路径
一、“大金融”战略目标：推动中国成为全球“第六个长周期”中的核心国家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大致经历了五个长周期：
①工业革命（1771年）；
②蒸汽机与铁路时代（1829年）；
③钢铁、电力与重工程时代（1875年）（1873年是世界经济第一次大萧条时期）；
④ 石油、汽车与量产时代（ 1 9 0 8 年）（1929~1932年是世界经济第二次大萧条时期）；
⑤信息与通信时代（1971年）。
每一个长周期都对应着一次科技革命的爆发和新兴产业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转变。在上述转变过程中，多种力量的综合作用往往会诞生集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金融优势于一身的新兴超级大国。根据熊彼特的长波理论推算，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五个长周期的转折点，第六个长波即将展开。
在未来40年，中国的金融发展应结合“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周期”、“国家经济崛起周期”和“货币金融替代周期”，全面支持中国完成产业升级、经济复兴和货币金融崛起，成为全球“第六个长周期”中的核心国家。我们将上述金融和经济协调发展、同步崛起的整体蓝图称为中国金融和经济发展的“长三周期战略框架”。
客观地看待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认为，在经过30多年的高增长之后，随着人口和制度的红利效应逐渐减弱，粗放型增长所带来的资源承载压力不断增大，中国在传统模式下的高增长态势很难长期持续。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有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从时间窗口来看，未来的5~1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机遇期，能否抓住机遇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事关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全面服务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布局，并充分体现其战略导向。
为完成上述目标，中国的金融发展应体现以下三个方面的战略定位：一是金融发展必须服务于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体现保障功能；二是金融发展必须服务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体现发展功能；三是金融发展必须服务于国家货币和金融产业的崛起，体现支撑功能。基于上述战略定位，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呈现出金融和实体经济紧密结合、现代科技和现代金融“双轮驱动”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二、“大金融”战略的三大基本内涵
本轮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三个方面的基本启示：一是金融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性质和机制远未得到充分认识，系统性金融风险被长期低估；二是金融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和定位有待进一步厘清；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框架未能很好地整合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金融理论，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缺陷。“大金融”命题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提出来的。
“大金融”命题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在金融学理上强调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的系统整合，二是在金融理念上强调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和谐统一，三是在金融实践上强调一般规律和“国家禀赋”的有机结合。与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相比，“大金融”命题更加强调系统的思维、整体的视野、发展的观点和动态的实践，并致力于构建逻辑与事实一致、理论与实践相联结的一般分析框架。（节选）
（摘自《中国智库》第4辑 如需继续阅读请点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