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的焦躁与民族主义的内化
文化视点的丧失
1971年末，正值恢复日中邦交话题的热浪在日本国内一波超过一波之时，当时已经非常著名的作家司马辽太郎和版画家须田剋太两人一起来到了青森县八户市。此行虽是《街头漫步》的作者和插图画家一起进行的取材旅行，但在此远离政治中心东京之地，两人早餐时的话题仍然没有离开“中国”。
挑起话头的是须田剋太，他回忆起自己在中日战争时期访问上海时的一段经历，当时为须田充当导游的是一位日本占领军的陆军中尉。有一次，须田在饭店里丢失了钱包，那位陆军中尉一口断定钱包就是被饭店的中国服务生偷走的，“当着须田的面就将那个中国服务生又打又踢，大闹一场”，“须田实在是看不下去，劝阻了中尉。但是这件事让他感到，如此的日本根本无法长久”。
就在司马辽太郎和须田剋太谈话之时，在与他们相隔5个餐桌左右，还有一家人坐在那里安静地用餐。在司马辽太郎他们用餐结束时，这家的男主人过来向二人打招呼，递上了一张“弘前大学医学部放射科吴忠雄”的名片。因为日本人的姓氏中也有“吴”（发音为“Kure”），司马将对方当成了日本人，男主人随即纠正道自己是中国人，吴读作“Wu”，自己过来向司马辽太郎致意是因为他感到司马是一位“比较能够理解中国的日本人”。司马辽太郎注意到，在他们谈话时吴的妻儿们没有插过一句话，而等到司马他们话别后走出饭店时，吴一家人一起齐刷刷地站起来向他们鞠躬道别。看到这讲究礼数的一家，司马非常感动，他感慨道：“这就是中国的‘文’。而与此相比，我们的身上却有着和上海饭店里的那位陆军中尉一样不好的品性。”
司马辽太郎之所以对与吴家人相会的旧事如此重笔浓墨，其理由就是他通过这短暂的相会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本质以及中国人的民族性。“让我在八户市深受感动的吴先生一家的‘礼’，那应该就是儒教的思想。”固然，对儒教的认识多种多样，而司马辽太郎在文中透露出的“儒教观”，是从文化和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和人间生活、文化和人性的关系的层次上重新捕捉和进行把握的。他很直率地说道：儒教“是一种社会体制，是一种生活规范，说得极端一点就是驯化人的一种真理、一个系统体系。”“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拥有一种绝对真理，并运用这个绝对真理来塑造人类。如果不是这样，人就会变为无法控制的猛兽。”
司马辽太郎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这位“吴先生”可能是一位“从台湾来到（日本的）津轻地方为没有医生的村子提供服务的医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始终把吴先生当作中国人的代表，其原因是他很清楚从吴先生一家的行动中感受到的“礼”，其实就是中国的“文”。司马辽太郎接着严厉批评部分日本人将文化同当时的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尽管（日中两国国民）脸长得很像，但我们日本人总好像有点儿不一样。……作为如此民族的日本人，到了新中国就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把它看作为一种文明，而且深深为之感动，这种感动当然是一种正确的感动。然而，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因为成立了新中国却是大错特错的。中国两千年来历来都是如此。汉民族之优秀，并不是由现在的政治体制造成。”也就是说，在司马辽太郎看来，“文”原本就应该是一种完全超越政治体制的存在。（节选）
（摘自《中国智库》第2辑 如需继续阅读请点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