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的陷阱
中国正在开启新一轮增长周期，但以怎样的形式增长，社会并未形成明确共识。最近学界议论中国是否已经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危险区，此话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不过执政者更应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本身难以克服的“制度陷阱”加以警惕。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直在探究，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有的国家富裕；为什么有的国家经历一段时间会从贫穷变得富裕，为什么有的国家仍然贫穷。
地理位置、人口、气候、资源禀赋、文化习俗，很多因素影响国家的财富积累，但即便要素禀赋相近，国家间仍有发展差距。在外界看来，经济增长速度不同，是贫穷国家走向分化的重要外部特征。也许是看到这一点，国家间的经济竞赛，更在乎增长速度的差距。然而影响增长速度的因素复杂多样，其中技术和制度因素至关重要。贫穷国家因文化和政治传统差异，可能选择各自不同的制度安排，这进而影响未来的增长。保罗·罗默等宏观经济学家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其改变新古典技术外生的假设，突出“观念差距”，强调“由技术差距而导致的生产率的差距，作为分化的生活水准的主要原因”。该理论强调技术外溢导致资本积累出现正外部效应，因而避免了资本回报率递减。
以此理论分析中国的高增长，不难看到，中国人模仿能力强，“干中学”加快了技术和知识外溢，进而促进了经济持续增长，并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人类发展史看，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不过，即便技术差距导致国家贫富分化，但也应该看到，一个国家对经济制度的选择和由此派生的经济政策，更会影响到增长的长期结果。中国人的聪明勤劳固然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维持长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发生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这不得不让人想到制度对增长的决定意义。的确，在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尽管穷国有巨大潜力追赶富国，但如果这些国家缺乏足够的政治、法律和监管体系，这些优势并不能对增长产生积极的效果。
中国情况是，在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改善，而城市则在私有产权得到确定后，民间创业热情才得以释放。
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表现出更为强劲的增长，其中也有制度变迁的重要作用。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外需大幅增长，总供给进而扩张，不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并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和最大贸易顺差国，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享受了前所未有贸易开放的制度红利。
制度因素对增长的作用显而易见，但不合理的制度也会导致成长的烦恼。“许多国家没有能够发展起良好的政府治理，已经造就了通常是灾难性的经济和政治后果”，此话虽非针对中国，但对取得增长成就的中国也具有警示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两位数增长，主要在于充分吸收了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出的制度红利，经济自由化和产权明晰提升了城市经济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了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但习惯于计划经济的政府并不乐于主动建设自由市场制度，而是希望通过保持管制来干预经济增长。
如果把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那么政府管制就是中国制度变量的重要特征，没有政府的主动参与，就不可能有如此高的增长速度。
政府主导的增长提高了资本形成率，并促成经济总量快速提升。但行政手段参与资源配置，导致要素定价扭曲，在促进增长同时，也带来负面效应。对内产生资源浪费和贫富差距，对外带来国际收支失衡，促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既有长期历史原因，更有现实政治需要。中共经历长时间的革命和国家建设活动，已经从一个革命党发展为执政党，并在新时期寻求更具有现实说服力的执政法理依据。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既是中共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也奠定了其执政的政治基础。（节选）
（摘自《中国智库》第2辑 如需继续阅读请点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