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寨到大邱庄

内容简介

大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进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通过“农业学大寨”和后来的“普及大寨县”，人民公社体制“左”的错误恶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也使人民公社否定了自己而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代。大邱庄较早总结了学大寨的教训，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的观念，及时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办乡镇企业，使农民尽快走向致富之路，曾是全国乡镇企业的一面旗帜，成为中国“第一村”。它也经历过挫折，其经验和教训都极为宝贵。范银怀同志写的《从大寨到大邱庄》忠实地记录了大寨、大邱庄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典型的变迁，如实反映了中国农民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曲折过程，从中探索出中国农民奔向小康生活的路径，因此，可说是具有历史价值的著作。

范银怀同志是新华社的一位资深记者，也是我交往多年的老朋友。五六十年代我和他分别在山西日报与新华社山西分社工作。这两家在革命根据地是“一家”，入城后才分开，但还住在一个大院。我比他大十来岁，做记者也早十来年。当时我主管报纸的采编业务，照应整个版面，有时参加一些重点采访。他勤学好问，人又随和，因此不久就同他熟了。1964年秋后至1965年夏初，在原平县平地泉大队参加过一期“四清”蹲点，约八九个月之久，我们队部几个人同住一间屋，同睡一条炕。晚间谈完工作就躺在炕上闲聊，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兴之所至，无所不谈。他常到大寨采访，又随农业部长廖鲁言作过全面调查，对大寨怎样引起毛泽东重视的内情有所了解，在赞扬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高产田的同时，他向我说李顺达等农业劳模曾发现大寨耕地亩数不实等问题。当时尽管毛泽东学大寨的号召还没有公布，但是内部已听到有关指示，大寨在全国声望一天比一天高，不料这位报道过大寨的记者，却对我讲了一些关于大寨和陈永贵本人的一些问题。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曾劝他正式写成《内参》向总社报告，并由此发现，他表面上似乎组织性纪律性不那么强，有点小自由主义，但在重大问题上，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能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文化大革命”中他还去大寨采访，并被新华社总社指定参加了中央1970年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道，对学大寨运动中推行的“左”的路线给农民造成的危害时有所闻。他可以说是大寨和学大寨运动的历史见证人。

80年代，我被调到中央农口工作，退出第一线后，作为中国农村外向型经济研究会的成员，曾和范银怀一起先后到河北、广东、海南、黑龙江、新疆、天津考察过乡镇企业发展。因为有老朋友作伴，旅途特别愉快，探讨问题也无拘无束，随意发挥，毫无顾忌，调查研究使我们对中国农村的改革有了不少新的认识，也使我们对各自亲身经历过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有了不少新的认识。我曾鼓励他下些功夫，把陈永贵和大寨、禹作敏和大邱庄的异同作个分析比较，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写成一本书，这对于帮助读者认识中国的农民和农村问题是有好处的。

陈永贵领导的大寨的兴起和衰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它和人民公社的兴衰联系在一起。1958年兴起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出现了“一平二调”共产风，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批评人民公社搞得太快了，太早了，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结果，全国继续反右倾，高指标，高征购，1960年下半年出现大饥荒，非正常死亡达到2000万人。“五风”严重的安徽搞起责任田。当时苏联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错误，也反对中国的人民公社。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60条》下放公社权力，划小核算单位，确定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农民说:“要想吃饱肚，土地包到户”，全国刮起了“单干风”。1962年在北京召开7000人大会，刘少奇讲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这一下更触动了毛泽东。三年经济困难证明，人民公社已成为僵死的体制，丧失了活力，不打破这个僵死的体制，中国农业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发展。但是毛泽东不承认这个失败，相反指控刘少奇等讲话是否定人民公社的一股“黑风”。1962年秋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指出搞包产到户就是搞资本主义，并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

毛泽东说，只要拿出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就能把反对合作化的一切怪论打下去。大寨正符合了毛泽东的这个要求。经毛泽东审定的196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确认大寨是“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典型”。毛泽东为什么要树立大寨这面红旗?从这本书可以看出，毛泽东经过长期选择比较，认为大寨充分体现了人民公社优越性，体现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正确性，体现了个人崇拜一定程度上的必要性，体现了反修防修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过，大寨就是阶级斗争。他想通过学大寨，抓阶级斗争，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但是通过“四清”，只解决基层的问题不行，必须打倒上面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批判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为内容，在全国农村进行了一场大浩劫。
学大寨运动纳入了“文化大革命”轨道，使“左”倾错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最突出的要算“穷过渡”、“割资本主尾巴”、“取消自留地”。

大寨这个小山庄，原来只有78户人家，是个独立核算单位。是个“大小队”，也可以说是个“小大队”。公社化后一直是大队核算，其实同一般生产队(小队)核算规模差不太多。1963年遭灾后，所建的新房全部由集体修建，从此取消了社员的自留地。后来管理进一步加强，几乎是完全限制了社员发展各种家庭副业，没有户养的猪羊，不准社员到集市上出售农副产品。这些本来都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大寨这样做效果如何先不说，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这些便变成中央的政策向全国农村推广，发展到荒唐的程度。除了集体分给社员的粮、钱、物外，凡是个人增加的东西，都被当做“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当做“尾巴”加以割除。普及大寨县的口号提出后，“割尾巴”、“取消自留地”、“穷过渡”，更由昔阳而山西而全国，危害极大。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进一步提出什么“批集体经济内部资本主义”，把“批资、堵路、割尾巴”从集体外部转入内部，推向新的高潮。全县到外地搞运输的马车收回社队，向全国介绍了“马车归队，劳力归田”、大砍运输业的所谓经验。有些大队只允许“一户一猪一树”、“一人一鸡一兔”，可谓把“一大二公”越大越公的“左”倾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中国是否可以不通过发展商品经济，直接建成社会主义？毛泽东说，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越是贫穷的国家越容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说“一穷二白”是好事，“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因此，革命胜利一旦到手立刻就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资本主义由限制、改造到“割尾巴”，这正是极“左”路线的理论基础。实践告诉人们，这样的认识不符合实际，只能有害于社会主义，使共同富裕的理想变为普遍贫穷的现实。

大寨模式不仅同贫困落后联系在一起，而且意味着农民的血泪和灾难。在“文化大革命”中，损失最重的是农业，受害最深的是农村，牺牲最大的是农民。许多农民付出了温饱和生命的代价，换得了年年“丰收”的虚假数字，维持着所谓的“大好形势”。当年有一个说法“用无产阶级专政办法搞农业”，在昔阳以至山西一度颇为流行。这是大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典型全部经验的精髓所在。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已经是二等公民，经过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想当二等公民也不可得了。

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一页历史终于翻过去，但是沉痛的教训必须记取。不记取这个教训，就没有农村改革的成功。大邱庄较早接受了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冲破了“两个纲”的束缚，将联产承包责任制运用到乡镇企业，对中国农村改革起过积极作用。但由于禹作敏封建家长作风严重，触犯了刑律，犯了罪，判了刑。当时国内不少人都认为，禹作敏垮了台，整个大邱庄就要垮台，中国的乡镇企业要受很大影响。天津市对这个问题处理得好，采取了一些好的政策，严格地掌握界限，不扩大，不株连，而且原来一些好的东西尽量予以保留，在这个基础上把大邱庄的做法加以改善。因此，大邱庄经历了禹作敏事件后，不但没有垮台，而且比以前发展得更好、更健康了。现在大邱庄已经成了有3万人的城镇，吸纳了来自全国许多地方的劳动力。这在中国，在世界上讲都是不简单的。它经历了这么大的挫折，经验很好，教训深刻，影响很大，这个经验教训总结好了，是一笔天津独有的精神财富。

当前农村改革深化过程中遇到的种种矛盾和困难，使人感到大寨、大邱庄的经验教训还有继续反复咀嚼、深刻记取的必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指出，要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利益，在政治上确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只有反复咀嚼、深刻铭记这些历史教训，才能引导农民沿着正确道路，建设小康社会。

吴象，原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

引言

“《从大寨到大邱庄》怎么想都是个好题目，值得费时间好好写一写。主要是选好角度，扩展视野，表达什么主题，能吸引读者，成为一本受人喜爱的读物，并有利于改革开放和国家的现代化。这要请你多费脑筋了。”1996年7月15日，在美国探亲的吴象同志，从大洋彼岸寄来的长信中特意写了这样一段。

由于工作关系，我在上世纪60年代、80年代随当时中央有关人员受中央领导指示，解剖过两个“麻雀”，一个是大寨，一个是大邱庄。这两个典型也是吴象同志熟知的。

大寨是太行山中属于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七八十户的村庄，是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先进典型。1964年3月，毛泽东听了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汇报，又看了通讯《大寨之路》后说：“看来农业要靠大寨”，接着周恩来总理派当时的农业部长廖鲁言到大寨调查，我作为新华社记者随同调查。大寨在毛泽东审阅的周总理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认是“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典型”，在全国掀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长达15年之久。

大邱庄是天津市静海县团泊洼的一个五百多户的村庄，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下产生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典型。这个典型引起了邓小平的注视。1985年3月，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到大邱庄视察后，要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吴象留大邱庄继续调查，我也以新华社记者身份陪同调查，又解剖了一个“麻雀”。大邱庄成了中国农村的“首富村”，吸引了千百万农民。

1995年3月，中央农口几位专家领导吴象、姚力文、郭书田、许人俊，应天津市静海县政府邀请，参加“静海县发展战略研讨会”。他们有的参与中央农村政策文件的起草工作，对中国农村改革有深刻认识。我有幸参与了这项活动。在驱车到大邱庄的路上，他们知道我60年代采访、调查过大寨，80年代采访、调查过大邱庄，兴味盎然，建议我写一本《从大寨到大邱庄》的书。解剖这两个村庄，可以作为认识中国农村的“窗口”。他们说，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如实写出这两个村庄的发展变化，对于认识中国农村改革很有价值。在这些专家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前后用了十几年时间，将这两个农村典型和它对中国农村的影响写出来。

本书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是“陈永贵和大寨”，后一部分是“禹作敏和大邱庄”。

从大寨到大邱庄是中国农民共同走过的路，它是一条艰难而曲折的道路，中国农民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的实践和创造，促使我重新学习，辨别是非，探索农民奔小康的道路。

在写作、修改过程中得到了时启奕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范银怀

2013年9月于天津新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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