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俱乐部
在世界现代咨询业中，不仅各国有各种各样的咨询公司，而且还有跨越国界的国际咨询公司，其中，罗马俱乐部就是非常典型的国际咨询公司。罗马俱乐部由来自35个国家的近百位成员组成，他们代表着不同文化、信念和社会民族习惯，但是共同努力，促进俱乐部的发展。俱乐部是国际性咨询机构，因总部设在罗马而得名，它是全球最具权威性的思想库之一。它的宗旨是通过对构成全球系统的经济、政治、自然与社会各方面要素的分析和研究，使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未来社会将要面临的困境、危机、挑战与希望，从而能以全球的、未来的眼光来认识新的危机，以促进社会公共政策的科学制定，并为成功地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经济、政治、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探索新观点、新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新途径。
罗马俱乐部的成立是对工业革命高度发达的回应，18世纪以来，人类经历了一场现代化革命，工业文明逐渐成为世界的主流，人类的创造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在200多年的时间内创造了比以往2000年创造的还要多的文明奇迹。现代的科学技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它带来了繁荣、希望，也带来了灾害和罪恶。20世纪60年代以后，全球工业和科技的巨大发展也带来了众多危机。如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工业城市无限制的膨胀、高居不下通货膨胀、与日俱增的失业率、日益紊乱的国际金融环境、南北矛盾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官僚主义与政治体制危机、社会伦理价值观念的败坏等等，这一切都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对人类未来发展命运的担忧和关注。罗马俱乐部的成立，就是为了从新的角度，对人类发展的未来，进行跨学科的、全方位的研究与探索。
1968年4月，大约30位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工业企业家和政府文职要员在罗马聚会，就人类的未来与发展问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激烈讨论。正像人们所意料的，与会者并没有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但是会议却加深了人们对人类未来复杂问题的认识。这次会议被称为“罗马会议”，会后，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联合起来，推举奥雷利奥·佩西（Aurolio Peccei）为主席，成立了罗马俱乐部。奥雷利奥·佩西1908年诞生于意大利都灵，1930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是意大利的一名工业家，担任工业经理40余年，在经营事业上颇有成就。他曾在1930-1938年作为意大利工厂的代表到中国常驻了8年，对中国比较熟悉。返回意大利后，他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成为保卫意大利抵抗组织的自由战士。1944年他被捕入狱。战后，佩西在任意大利菲亚特公司高级管理，几年后被派到拉丁美洲工作。佩西的经历使他对发展中的国家和人民很有了解，也很有好感。他在意大利组建了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国际工程和经济顾问公司，任总经理。
1968创建了罗马俱乐部，任俱乐部总裁。他编写了许多书籍，发表了不少文章，他的讲演遍布全世界。佩西于1984年3月逝世。
罗马俱乐部研究的大都是关于人类未来的宏观问题，其结论难以得到实证，更很难直接带来实际的利益，所以曾受到了怀疑甚至质疑。初期的处境比较艰难。面对着大挑战，罗马俱乐部坚持“系统地运用全球模式来提出和分析世界总问题”的宗旨。1972年3月12日，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个长篇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在世界上多个国家发布，总发行量达到了400万册，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罗马俱乐部一举成名。经过30多年的发展，罗马俱乐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全球性思想库。许多国家政府都请罗马俱乐部为它们的政策制定提供建议。罗马俱乐部以其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敏锐的眼光和深厚的知识积淀，在众多的思想库中独树一帜。从组织机构上看，罗马俱乐部成立之初，没有固定的组织机构，没有固定的经费和预算，
其决策核心是一个由8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通过成员间的经常性接触、交流，共同协同解决。全体成员平均每年聚会一次，聚会的地点经常选择在赞助人那里。俱乐部的全体成员都由执委会来领导，执委会负责调查研究全球的热点问题，并制定俱乐部的战略。在罗马俱乐部会议休会期问，由执行委员会来负责罗马俱乐部的日常工作运转。罗马俱乐部巧妙地采用一种“非组织”的组织原则。它利用世界上已有的各种组织，吸取它们的研究成果。但又不依赖于其他组织的任何资金支持，保持其独立性。同时，它又以一种准组织的面目出现，以便于调查研究中的组织、协作，保证实际工作的良性运转。
罗马惧乐部的成员被控制在100人以内，以保证其成员之间的密切交往、及时交流。俱乐部的一切研究都是以临时项目组的管理形式进行的。俱乐部的成员都是由前任成员选拔的，选拔的对象很重视其中立性，所以，该俱乐部不接受现任的政府官员为成员。俱乐部成员的言论，只代表他自己，不代表俱乐部的意见。
罗马俱乐部的核心机构是执行委员会，其成员人数由最初的8人，增加到1998年的23人，他们每一位都是知识渊博的专家，也是德高望重学界名人，令人敬仰。俱乐部主席由里卡多·迪兹·霍奇雷特纳（Ricardo Diet Hoch Leitner）担任；俱乐部秘书长是伯特兰·施辛德尔（Betrand Schneider）；俱乐部前任主席是亚历山大·金（Alexander King），他曾是国际研究所联合会会长。其他的成员也都是响当当的人物，鲁斯·巴姆拉·思佳一迭戈（Ruth Bamela Rngo 一Jjego），曾是非洲非政府组织主席；利萨里奥·贝坦库尔（llelisaro Betancar），曾是哥伦比亚前总统（198一1986）；乌伯图·哥伦布（Umberto Colombo）， 曾是意大利前科研与大学部长；奥利奥·贾里尼（Orio Giarin），曾是日内瓦联合会秘书长；博丹·霍瑞利欣（Bohdan Hawrylyshy），曾是乌克兰内阁顾问委员会主席；小林洋太郎（Yotaro Kobayashi），曾是富士复印机公司总裁；艾伯哈德·冯·库伯（Eberhand Von Koerber），曾是ABB欧洲部总裁；路德·吕贝尔斯（Rudl Lubbers），曾是荷兰前首相；曼弗雷德·马克思一里夫（Manfred Max-Neef），曾是智利Aus－trale大学校长；萨缪尔·那那·辛卡业丹（Samuel Nana Sinkam），曾是联合国农业组织驻刚果主任；I·普利高津（Ilga Prigogine），是比利时著名化学家，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F·马约尔（Fedevico Mayov），曾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顾问；E·拉兹洛，是美国著名的系统哲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顾问；丹尼斯·L·梅多斯，是美国未来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伯特金，是美国哈佛大学教育问题专家；埃尔曼杰拉，是摩洛哥科学院院士，国际未来可能性研究协会主席；马里察，是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曾任教育部长；大来往武郎，曾是日本外相；茅诚司，是日本学校振兴会会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小林宏治，曾是日本电气公司董事长。就咨询研究机构的人才综合名望来说，罗马俱乐部可能是世界上最强的，难怪它历来的研究报告在世界上具有震撼的作用，其影响极为深远。
罗马俱乐部最重要的影响方式是发表研究报告来。它的研究报告是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的精要总结。虽然俱乐部成员的报告声名仅代表科学家本人的意见，但是，人们心知肚明，其报告实际上是代表着罗马俱乐部全体成员的宣言。罗马俱乐部历来的重要报告有：
1、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由丹尼斯·梅多斯等17人撰写，他们分别来自美国、土耳其、伊朗、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印度和挪威。该报告首次系统地考察了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增长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以及其他要素的关系，提出在这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所谓增长是有限的。它在西方世界陶醉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清醒地提出了人口、工业化的资金、粮食、不可再生的资源和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将它列为学生的必读书刊。
2、1976年发表的《人类处于转折点》，由美国的梅萨罗维奇和联邦德国的佩斯特尔共同撰写。该报告提出，要建立“世界系统模型”的观念和方法该报告认为，生存战略并不在于“全球平衡状态”，而在于向“有限的增长”发展，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要实现有差别的发展过渡。
3、1976年发表《重建国际秩序》，由荷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廷伯根领导的小组撰写，该报告分析了人类现状以及当今世界的尖锐矛盾，剖析了“穷国”与“富国”的悬殊差别，提出要保障人类的尊严与希望，必须实行国际性政策，建立和谐的人道主义的国际秩序。
4、1976年发表《在浪费时代的背后》，由英国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A·N·玻尔等人撰写，该报告论述了经济增长和人类开展活动的限度以及能源、资源等方面的制约，认为其原因在于现行社会制度的制约，并不只是科技潜力尚未充分发掘。只有建立世界未来的文明社会，才能保障人类的“生活质量”。
5、1977年发表的《人类的目标》，由美国哲学家拉兹洛等人撰写，该报告指出：为了有目的、有计划地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必须行动起来，建立“世界团结共同体”，而所有行动都要为提高人类“社会质量”这个全球目标而奋斗。同年发表的还有《能源：倒过来计数》，由法国蒙布里奥教授撰写，该报告指出：不同国家和地区要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和措施解决能源问题，使人类免遭“能源灾害”，避免成为“能源剧毒”的牺牲品。
6、1978年发表的《学无止境》，由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家J·博特金、摩洛哥科学院院士M·埃尔曼杰拉和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M·马里察共同撰写。该报告指出：全球性问题尽管千头万绪，但只要抓住“学习”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他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面向过去或现在的“适应性学习”，推行面向未来的“创新性学习”。它具有两个特征：（1）预期性，即有预见事件发展的能力，以满足未来需要为目标；（2）参与性，即个人和社会都积极参与各个层次的。从局部到整体的重要决策过程。此外，这种“创新性学习”，必须在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同时进行，缺一不可。
7、1980年发表的《通向未来的道路》，由国际管理学院院长哈维里逊撰写。该报告指出：科学地测定各国“唯科学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建立更高效的社会，必须采取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
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很有分量的报告，如《关于财富与福利的对话》（1978年）、《未来的一百页》（1981年）、《微电子学与社会》（1982年）、《海洋的未来》（1986年）、《赤足者的革命》（1988年）、《超越增长的极限》（1989年）《可能性的极限》（1996年）、《摆脱饥饿的非洲》（1989年）、《第一次全球革命》（1993年）、《拉丁美洲面临矛盾与希望》（1993年）、《为了更好的世界秩序，来自库拉拉伯的消息》（1993年）、《关注自然》（1995年）、《愤怒与羞怯）（1995年）、《劳动的再发现》（ 1996年）、《环境，学会珍惜》（1996年）、《大众媒介的多样化将改变社会》（1997年）等。
除了通过研究报告影响世界，罗马俱乐部还通过各种会议和组成课题小组的形式，进行专门课题的研究，有一些专题研究的成果，堪称经典案例。例如：罗马俱乐部曾深入地研究了关于绿色政治的课题。罗马俱乐部关于“极限增长”思想渐渐深入人心，当代的许许多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人类是大自然的子民，人类进行交往的一切机制以及健康发展成果都取决于人类与生物圈之间的相互关系，破坏大自然就等于自掘坟墓。罗马俱乐部以此而成功地促进了“绿色政治”运动发展。绿色政治学的出发点是保护自然环境，它以全球性的观点来重新审视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力图实现“绿色政治”的使命。绿色政治没有国界，与整个地球的环境问题息息相关。从20世纪60年代起，绿党在世界各地也相继建立，他们大多是在以保护环境为目标的市民运动基础上产生的，在高度工业化国家，绿色运动开展更为迅速、猛烈。
80年代以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国家，政治上的绿色运动也日趋活跃。而欧洲的许多国家的绿党开始赢得了议会席位。发展最快的是德国的绿党，自从1980年成立以来，仅三四年时间就成为德国政坛上的第三大政党。90年代，各国绿党继续壮大，在欧洲，有的还参与组建了联合政府。绿色政治的力量慢慢影响到了各国政治家，他们开始纷纷强调环境保护，为自己的国家和城市乃至其本人贴绿色标签。1992年，各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章程》，1996年《内罗毕宣言》也在各国领导人的磋商下公开发表。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环保事业方兴未艾，绿色政治不再是绿党的孤独的呼声，而成了政治家们现实的考虑。这场由罗马俱乐部策划发起的全球性的绿色政治运动，为全人类进入21世纪，走向健康的生存方式，创造了宝贵的机会美好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