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召开G20峰会，可凝聚共识，协调政策，深化合作，推进改革，释放潜力，促进复苏。

中国是2016年G20主席国，9月4日-5日即将在中国杭州举办20国集团（G20）领导人第11次峰会，峰会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在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专访时表示，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召开G20峰会，可以凝聚共识，协调政策，深化合作，推进改革，释放潜力，促进复苏。G20峰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G20峰会：复苏共识

中国经济报告：结合对当今世界经济形势的研判，如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实现经济复苏？

隆国强：国际金融危机以前，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次较长的繁荣期，是由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红利、经济全球化红利、冷战结束的和平红利和美英在20世纪70、80年代推进改革的红利共同推动的。2008年以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逆转，繁荣因素还存在，但推动力明显减弱。不利于增长的因素起了更大作用，一是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从美国到欧洲的整个经济体系打乱了正常的经济运行，金融危机对全球增长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二是经济周期下行，从长周期的角度来说，目前这个阶段正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下行期。金融危机的冲击叠加经济周期的下行，使得现在世界经济依然处在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出现困难，低速增长，丝毫不奇怪。

全球增长的格局也在调整。在危机前的繁荣期，如果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比喻为两个引擎，那么这两个引擎都是高速运转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很好，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也很有活力。危机从美国开始爆发，然后传染到欧洲，首先是发达国家的引擎受到了打击。发达国家为了应对危机，一方面是金融救助，另一方面是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由于美元是一种世界货币，所以流动性外溢到全球，大量流入新兴经济体，同时新兴经济体采取一系列刺激政策，使得新兴经济体在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后维持了一段高速增长，这其中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很重要的贡献。在有些年度，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40%，这与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大——世界第二位有关，也和中国采取一系列宏观管理政策使得中国保持高速增长有很大关系。在全球经济总体不好的情况下，更凸显出了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近两年，像中国、印度这些新兴经济体也开始出现了经济减速。每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同时每个国家也有其自身内在的原因，比如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是一个阶段性变化：从超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我们有自己特殊的困难。

同时，中国的减速又会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最明显的溢出效应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初级产品进口国，其经济减速推动初级产品市场供需矛盾发生了逆转。原来是供不应求，现在是供过于求，相应地出现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回落。2014年初级产品价格开始大幅回落，一些严重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新兴经济体出现很大困难。国际收支出现了大幅的逆差，税收也在减少，经济出现了放缓，像巴西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现在的增长格局是发达国家减速，新兴经济体总体也减速，同时各国增长形势更加分化。这里面，既有共性问题，也有个性问题。要让全球经济实现复苏，首先各个国家自己要努力针对存在的问题寻找重振经济的办法，因为每个国家面临的形势都不一样。比如发达国家未来经济增长更多地靠技术革命，像美国、德国、法国这些大国，包括日本都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新经济、发展高技术的国家战略，比如美国正在利用制造业的回归来突出发展这些高科技产业，力图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抢占制高点。当然，要真正成为经济的新引擎，还有赖于重大突破性技术的出现，这并不是投入研发的资金多就能突破，有时候需要某个天才的发现。目前，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但尚未形成推动世界经济的新引擎。

发展中国家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就中国来说，针对中国当前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三去一降一补”，内涵是很丰富的。希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消除阻碍经济增长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G20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展宏观经济政策交流与协调的重要平台，在全球携手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作用。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巨大下行压力，发挥好G20的作用，有利于国际社会形成共识，推进全球经济复苏。

一是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现在全球在宏观政策方面缺乏一定的协调机制，而大国的宏观政策又往往有溢出效应。以美国为例，其宏观经济政策依据国内经济情况，并没有充分考虑其溢出效应，美国一加息，全球的资金就开始往美国流，其他国家就会受到影响。因此，要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特别是这几个大国，不能只根据自己的宏观指标来决定宏观政策，而是要着眼于全球经济的复苏来协调宏观政策。G20峰会提出的“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是一个目标。要实现“活力”和“包容”的目标，峰会首先要加强已经占到全球GDP80%以上的这20个大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协调。

二是要防范金融风险。20国集团能有今天的地位，与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发挥的作用有很大关系。但现在全球资金跨境流动，新的风险还在积累，并且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冲击因素，所以也需要国际社会合作来防范金融风险，这是让世界经济复苏的一个基础。如果现在全球金融还是动荡，不断出现危机，就谈不上所谓经济复苏了。

三是各国要合作，进一步寻找出路。首先是共同努力，进一步推进全球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然后通过全球分工的深化来进一步释放活力。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总体而言，它反映了生产领域国际分工深化的内在要求，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其收益与成本在各国之间分配是不均匀的，有些国家的特定群体感受到的挑战较多，出现了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的思潮。在当前经济增长普遍乏力、竞争加剧的形势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变相保护主义，妨碍了跨境投资和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比如针对中国的钢铁出口有几十个反倾销、反补贴的贸易保护和贸易救济措施。

四是各国要共同推进结构性改革。其实每个国家，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同样面临艰巨的改革任务。当然，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但大家必须一起改革，释放各自国家增长的活力。在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出台了大量改革方案。当前中国正在强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对G20峰会推进改革将起到一个示范。

五是共同推动新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和传统的规制是有矛盾的，要通过改革创新的办法释放新技术革命的潜力和活力。例如，Uber通过信息技术来实现共享经济，也就是把闲置资源——私家车提供给公众服务，这是很好的。它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能耗，是绿色发展，而且方便了客户。可是这样一个变革，在很多国家都受到了阻碍，有的国家甚至明确规定Uber是违法的，因为它侵害了原有的既得利益者——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公司的利益。类似这样的新技术革命其实还有很多。因此，当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出来的时候，很多原来的法律、规章要相应地改革，才能适应新技术的要求。要有创新、有活力，还要落实到改革上。

总之，从防范风险，到促进合作，从加强政策协调到推进结构性改革，一直到通过改革释放活力，释放技术革命的潜力，G20有很多工作可做。

英国脱欧地震波冲击G20？

中国经济报告：英国脱欧引起全球广泛关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思潮，对“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分别有什么影响？同时，该如何看“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这个问题？

隆国强：英国脱欧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首先要看清楚，英国脱欧是为什么。

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有好的一面，比如通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分工，提高经济效率，让老百姓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能够用更低的成本去拥有更多以及更高质量的消费品和服务。因此，有些国家虽然人均GDP这些年增长很慢，但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同样买一双鞋，原来花100美元，现在只花10美元，福利是改善的。但全球化的双刃剑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会带来很多新的挑战，比如跨境犯罪、疾病的跨境传播、非法移民。实际上，英国脱欧最直接的因素是移民造成的。

英国在欧盟里这两年经济算相对比较好，从欧盟内部有很多人是合法地到英国去工作，跟英国的低收入者抢工作，使一部分劳动力市场低技能者的就业竞争加剧。全球化给社会、环境方面带来一些冲击。在经济出现低迷的情况下，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却凸显出来了，大量低收入者在公投中支持英国退出欧盟。它的深远意义在于，全世界在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推进全球化的进程，如何把好处尽可能地释放出来，同时把负面冲击降到最低，这可能是全球主要国家都应该思考的。

脱欧事件对欧盟会产生什么影响？一种观点认为英国脱欧可能会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有更多受益较少的成员国跟着一起脱欧，这取决于欧盟怎么应对。我认为，英国脱欧对欧盟一体化未必不是好事。欧盟一体化不在于成员的多寡，欧盟在贸易投资领域的自由化或一体化已经走得很深了，金融一体化中出现了欧元和统一的央行，但是财政一体化是滞后的。这恰恰是欧盟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未来欧盟要进一步推进一体化，要求成员国更多地让度“主权”给欧盟。可是恰恰英国在欧盟中是一个特殊成员，它和整个欧盟格格不入，不参与欧元，还要求很多特殊政策，英国在欧盟里面对欧盟一体化是起阻碍作用的。

短期来看，英国脱欧会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冲击。由于事先没有预料到英国要退出来，投票结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所以产生了金融冲击，英镑贬值等等。英国作为一个要靠金融服务来立足的传统大国，脱欧可能会影响到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但也取决于英国怎么处理和欧盟、美国、东亚，以及中国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关系。如果应对得当，也许能把脱欧的好处释放出来。

英国《金融时报》有一篇文章，认为英国脱欧以后应该更多地深化和中国的经济、贸易、投资、金融方面的合作，这得益于不受欧盟的约束。现在英国自由了，可以和中国谈自由贸易安排，可以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带来的机遇。总之，有利有弊，这取决于英国后续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

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引擎

中国经济报告：近年全球贸易和投资低迷不振，连续5年低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水平。如何推动出台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巩固多边贸易体制，制定全球贸易政策指导原则，填补国际投资治理的空白，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两大引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隆国强：对于全球贸易和投资，还不能笼统地定义为贸易投资低迷。贸易总体来看是低迷的，增长速度很低，已经连续好几年低于GDP，其中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尤其慢，服务贸易增长要快一点。但全球服务贸易统计是不完整的。服务贸易有四种模式，有三种是通过国际收支平衡表统计的。实际上，服务贸易的第三种模式叫做商业存在，它跟投资挂钩。根据一些发达国家的测算，第三种模式带来的服务贸易占比是最高的，但恰恰没有数据。比较全的统计是货物贸易统计，所以贸易低迷特别是货物贸易低迷，这是符合当前的全球贸易状况的，但是还不能说服务贸易低迷。

因为统计不全，有些服务贸易活动增长还挺快的，像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这种工程承包市场就挺活跃。还有服务外包，因为信息技术带来的信息技术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也很活跃。投资在恢复中有很大波动，金融危机刚爆发的时候投资掉入谷底，然后迅速反弹，反弹后回落又反弹。这些年的全球投资，并不是像贸易那样持续稳定，其波动很大。去年的投资增长很快，但前年就不行，预测今年又是负增长。

对全球来讲，这一轮的全球化是基于规则的全球化。WTO是最重要的平台，但不是唯一的。在二战以后经过七轮谈判，WTO推动各成员国不断降低阻碍贸易投资的制度性壁垒，但并没有真正消除，还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

多哈回合的谈判进展缓慢，有几个基本的原因：第一，谈判的议题是发展中国家所关注的发展回合，发达国家没有很强的政治意愿来推动，这样整个谈判就缺乏大国的推动和领导力。第二，WTO成员太多，有150多个，按照现有议事规则叫共同一致，谈判难度本身也增加了，所以多边谈判进展缓慢。

与此同时，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通过区域合作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从1990年全世界只有20个自贸区到现在有400多个，如果按每年增加的自贸区数算的话，1990年到2000年平均每年谈成6.2个，而从2000年以后每年谈成将近13个。区域一体化在加速，从数量上来看，速度可以说翻倍了，还呈现出一个特点——大型化，近年的超大型的自贸区，例如TPP、TTIP、RCEP，每个都占全球贸易投资规模的30%到40%。

此外，从TPP开始，区域一体化的安排又变成了新一轮经贸规则的平台。TPP虽然结束了谈判，但是回到各个国家进行议会审批时，首先在美国碰到了问题。美国的行政当局在力推，希望国会批准，但美国的法律规定对外贸易谈判的权力是属于议会的，议会授权行政部门，授权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进行对外谈判，这就是所谓快轨授权。目前来看，美国国会的这些议员特别是共和党议员，包括议长，传达出来的信息是不乐观的，两个新的总统候选人也对TPP持反对意见，所以TPP到底能否在美国得到批准，确实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再来看全球经济治理，就是由国际经贸规则和相应的一些国际组织构成的。全球经济治理是多层次的，有多边的，有区域的，有双边的。到目前为止主流还是一致的，瞄着自由化、便利化的方向在演进，但是也会有一些支流，比如现在美国在讲的公平贸易。在“公平贸易”大旗下，美国力推所谓“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原则，就是主张竞争中政府不能给国有企业各种各样的优惠，形成额外的竞争力，否则是不公平的。这实际上是借此原则来限制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有人误以为美国的政策已经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我认为，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美国一手拿着矛，一手拿着盾：在其有竞争力的行业是拿着矛，不断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金融自由化，例如在IT技术产品、环境产品，还有服务贸易、跨境投资等领域，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在竞争力相对欠缺的领域，它拿着一个盾牌，在所谓公平贸易的理念下，搞一套规则来约束对方的竞争力。我认为全球化的主流还没有变，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全球分工要进一步深化，会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沿着自由化、便利化的方向发展。

活力来自全球治理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构建充满活力的世界经济？如何开展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改革？如何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改革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

隆国强：当前全球的经济治理有三个问题：

第一，代表性问题。有很多全球治理机构是在二战以后甚至更早的时候，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但这些年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投资中的比重迅速上升，这与他们在现有机构里的话语权是不匹配的，所以这些国际组织的代表性就出现了问题。西方国家相对实力已经在下降了，但其在现有治理机制中的话语权还是很大，很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就认为没有充分体现其影响力和话语权，因此要求改革。

第二，规则的公平性问题。规则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更多地体现发达国家的利益，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相对体现得要少，所以规则本身又是不公平的。

第三，对新问题的应对问题。经济全球化和人类发展有很多新的问题，但是缺乏相应的全球治理来应对。比如信息化推进得很快，信息安全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怎样通过共同的合作保障信息安全？又比如气侯变化，也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什么样的新规则，让大家共同承担责任，推动绿色发展？

基于这些问题，全球的经济治理处在一个变革期。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要回答前述的三个问题，第一要更有代表性，能反映各国的实力；第二要更加公平合理，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更加均衡；第三就是要应对新的挑战、新的议程。现在改革已经在启动了，比如IMF份额的改革，中国的份额提升了，这本身就反映一种代表权。

中国在全球治理模式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首先，我们要认清楚，当前的全球治理到底是什么性质。应该看到，二战以来的这套全球治理总的来看是反映了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它推进了经济全球化，在总体上通过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对全球的和平和经济繁荣是有利的。综合而言，要肯定它已经发挥的正面作用，同时也要看到上述的几点不足。所以，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不是要推倒重来，而是一种改良，是参与到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来。

在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中国应该有更多的话语权，就像在IMF一样，不是要把IMF推到一边去，也不是要打倒IMF，而是要更深地参与IMF的改革，扩大中国的话语权。IMF关于全球金融监管有很多改革任务，有很多新的议题和老的议题，需要中国和其他成员携手推进。

对中国来说，第一，要尽可能更深地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相应地提升地位、提升话语权；第二，要秉持开放和互利共赢的理念，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把全球利益和我们自身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每个国家在推动全球规则制定的时候都不能免俗，一定会考虑本国利益，但如果考虑本国利益太多而忽视了整体利益，肯定是没有领导力的。这就需要求得一个平衡，而这个平衡就在于既要讲全球共同的责任和利益，同时要兼顾自身利益。

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中，中国要提出自己的理念和方案。从理念上看，要突出发展导向、互利共赢。按照这一理念，既要对不合理的经贸规则提出改革方案，也要针对新规则的制定提出中国方案。

中国除了要在多边层面上参与全球治理，还要在区域层面上参与。全球治理是多层次的，是有多边、区域和双边的，在区域和双边层面上中国应该有更加积极主动的战略。中国提出实施积极主动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正是适应了全球区域一体化的趋势。

区域合作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开放的地区主义，就像APEC，21个成员达成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成果是可以让非成员来享受的，是开放的，不会对非成员形成歧视。如21个经济体一起达成了降税协议，非成员也可以享受降税成果。还有一类区域合作是带有制度性安排的自由贸易区（FTA），带有歧视性、非开放性，对区域外非成员有歧视性，成员彼此之间降税，但非成员享受不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成果。FTA与WTO的非歧视原则不符，但是WTO允许FTA作为例外。在区域层面的合作，我们既要积极推进FTA，同时也要积极推进开放的地区主义。

新亮点：“一带一路”

中国经济报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即将三周年，最近一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贸易和投资取得什么突破性进展？这会否成为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新亮点和新增长点？

隆国强：“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倡议，它的内容非常丰富，超越了一般区域合作的内容，“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比一般的自贸安排涵盖的内容多。其覆盖的空间也非常大，“一带一路”涉及60多个经济体，涵盖的人口和国家很多，相互之间的互补性很强。

如果从区域合作的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其实是一种开放的地区合作倡议，我们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合作，并不对区外国家形成歧视。“一带一路”创造的机遇区域外成员其实也是可以分享的。

“一带一路”提出后进展非常迅速。首先，这些沿线国家高度认同，绝大部分国家政府都表达了非常积极的参与愿望。区外国家也高度关注，尽管不是成员，但也会参与到一些与此相关的机制中，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总之，国际社会对这件事总体反映很正面，大家的积极性和期望很高。其次，建立了一些合作机制。例如，AIIB在短时间内筹建起来，成员覆盖了区内国家和区外国家。除了AIIB这样一个融资平台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丝路基金和中国原有的一些政策性银行也在积极参与。这就初步搭建了一套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金融合作机制。第三，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政府之间有一些实质性对接，比如中国与俄罗斯、蒙古谈中蒙俄经济走廊，蒙古有草原之路发展战略；和巴基斯坦有中巴经济走廊；还在和欧盟协商“一带一路”和“容克计划”更好地衔接，这些对接都有很多积极的进展。

具体项目层面上，已经有很多项目开始开花了，尽管结果还未知，其中有很多基础设施项目、产能合作项目。有关部门如商务部也在统计我们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情况，投资增长情况。在中国贸易总体上负增长的情况下，我们和“一带一路”地区的贸易增长是很快的，投资也很活跃。在不到三年时间内，“一带一路”发展势头非常好。总之，“一带一路”倡议，从政府层面、规则层面，到金融框架层面和具体的项目层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