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中国经济正在闯“新旧动能转换”关

“1978年到2012年，这是黄金3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2011年到2015年，这五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速下降到7．8％。‘十三五’期间，我们要达到年均6．5％的增长，才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城乡居民收入达到翻一番的目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9月17日在2016宁波发展论坛上表示，从现在的情况看，要实现这个增长目标，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但只要闯过了‘新旧动能转换’这个关口，中国经济就能浴火重生，再创辉煌。”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其实就是推动发展转向更多依靠人力、人才资源和科技创新。”余斌说，推动发展转向更多依靠人力、人才资源，是指未来我们更多依靠的是人口质量红利而不是人口数量。转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是说过去30多年主要依靠反复地引进、消化、吸收国外新技术，缩小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产业一直处于跟随状态，未来我们要并跑、领跑世界新技术，这就需要更多地自主创新。“这是一个伴随阵痛的调整，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升级过程，只要闯过这个关口，中国经济就能浴火重生，再创辉煌。”

今年8月，我国投资增长下降到8％，而在过去很多年中，投资增长都是在20％以上；出口增长去年－7％，今年1至8月为－1％；工业增长从过去的15％下降到6％左右。投资、出口和工业驱动增长的模式，离我们越来越远。靠消费、服务增长和效率提升支撑的模式越来越近，增长阶段转换导致的潜在增长率下降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长时间、大幅度的调整。

“问题是随着经济逐步放缓，我国有可能进入各种风险不断积累并集中释放的时期，金融系统、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地方债务等陷阱明显增多，并可能交叉传染，增大发生风险的概率。”余斌指出，这四个问题不是孤立的，是相互影响、相互关联，一个领域出现问题，有可能带来全局性的波动。另外，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风险与国外风险因素相互交织叠加，也将使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

“目前，中央基本应对策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国际经济危机以后，全球外需大幅萎缩，价格大幅度下降，恶性竞争、过度竞争，很多企业亏损、很多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供给严重大于需求。”余斌认为，面对这些情况，目前可取的办法是在需求侧进一步滑坡的趋势很难扭转的情况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防止需求侧出现断崖式下降的局面，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情况下，把工作重心调整到加大供给侧调整的力度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兼并重组、优胜劣汰，从而在新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上，实现中国经济的供求再平衡。

余斌说，我们有很多红利、潜力是被机制束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我们进行改革消除这些体制、机制，让这些潜力得到充分释放，我们就可以表现得比今天更好。比如，在调整上，三产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的提升，服务业要向高端、精细化方向发展，制造业要向高端、服务化转型。未来，中国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制造业的服务业，都会有巨大的空间；随着经济稳定发展、城乡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步，消费潜力是无限的，制造业企业如果扎根于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成功几率肯定要比别人多得多；未来农业将会产生巨大的变革，农业劳动力供给潜力很大。

与此同时，余斌还对当前企业在转型升级中面临的问题，给出了几点建议。

余斌说，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市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企业最终往什么方向转？怎么转能获得成功？最终还是取决于企业自身的选择。“比如说，今天站在宁波的角度来讲，当劳动力、土地、资金、原材料等成本都大幅度上涨时，企业应该怎么转？有几个选择：第一，往中西部地区转。中西部地区土地、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可以获得新的竞争优势，这是一个基本思路。”

第二个基本思路，向海外转。这个产品想卖给美国人，但是在宁波生产不行，没有竞争优势，可以把它转到印度，那边成本比我们低很多，把工厂搬到印度去。今天在宁波不赚钱，但是转到印度后，可能会赚钱。

第三个基本思路，从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转。当成本大幅上涨后，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的产品已经不能获得利润，必须要转向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才可以覆盖成本上涨，才可以获得利润。

第四，当低端制造业很难赚钱时，可以转向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