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关于智库建设几个问题的思考
作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洋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对智库建设的极大激励。可以预见，随着国家层面对智库建设重视程度的提高，智库将迎来大发展的时期。本文结合国家发展研究院作为著名智库的实践，对智库建设要处理好的几方面的问题做一个粗浅的探讨。
智库建设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如何处理好为政府政策服务和进行独立研究的关系。智库的作用是研究现实中和公共政策相关的问题，这是智库和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或商业咨询机构不同之处。研究机构的任务是进行学术研究，从现实中提炼一般规律，而智库则更多的是应用一般规律，形成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商业咨询机构的任务是为企业或其它团体提供商业咨询，而智库是研究公共领域的政策。最终，智库的研究是为政府服务，或影响政府的决策。但是，智库不能以为政府解决日常工作中的难题为目标，也不能以替政府出谋划策为目标，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智库变成了政府的一部分，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智库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研究选题和研究方法方面。从选题来讲，智库应选择具有前瞻性的课题。政府官员需要关注日常工作，没有时间研究前瞻性问题。智库要做未雨绸缪的研究，并为政府设计解决方案，成为一个政府可以随时取要的方案库。从研究方法来讲，智库需要以开阔的眼光对一个问题进行多个学科、多个维度的研究。在社会分工网络中，政府官员的任务是判断形势并作出决策，但绝大多数官员都不可能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全才，智库的研究就是要补足官员的这个短板，帮助他们作出更加理性的决策。
这就对智库提出了很高的人才要求。顾名思义，“智库”的重点是“智”。这里的“智”就是一批既具有较深的学术功底，同时又对现实问题极其敏感的学者。以美国的两大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研究中国的学者为例，前者有著名政治学家李侃如（Ken Lieberthal）和世界银行中蒙局原局长杜大伟（David Dollar），后者有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k Lardy）。他们都曾经在著名大学任教，他们之所以到智库工作，是因为他们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极大的兴趣。没有深厚的学术基础，智库学者不可能做出能够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他们做出的方案也不可能比官员们自己的方案更成体系；没有对现实问题的兴趣和深入了解，智库学者的研究就会变成纸上谈兵。
要吸引高级人才，必要的资金支持是必要的。可以预见，随着《意见》的贯彻实施，各级政府对智库的支持力度将大大提高。但是，全靠政府资金不足以支撑智库的运行，智库本身还需要培养造血机制。美国的许多智库都拥有基金会的支持，但其它国家的多数智库依赖为政府和社会提供咨询服务获取财政支持。比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大部分经费来自于政府和社会团体提供的项目，这些项目是通过竞争获得的。我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的发放早已走上正轨，学者已经习惯于通过竞争获得科研经费的支持。今后，我国的政府咨询项目的发放也应该走向招标方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国发院）连续两年被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排名排在我国高校智库第一名，并被评为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齐名的著名智库。这个荣誉和国发院多年的努力和积累是分不开的。在人才储备方面，国发院拥有像林毅夫、周其仁、宋国青以及张维迎这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出名的学者，他们代表了八十年代关注现实和深入调查的学风。今天，他们仍然活跃在研究的第一线，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对政府和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研究选题方面，国发院充分尊重教师的研究兴趣，绝不向教师摊派研究任务，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做科研和政策研究的积极性。国发院承担了多项国家和部委的研究和外联工作。卢锋老师长期为财政部做G20峰会的后台研究工作，林双林老师长期为财政部做财税改革的研究工作，人力资本与国家政策研究中心长期承担教育部的研究任务，国发院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从2010年起每年举办两次中美经济对话，另外，老师们也承担其它零星部委课题，所有这些都是根据国家需要做的，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得到有关部委和领导的认可。
国发院和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时，国发院也非常强调学术和政策研究的独立性。国发院把北大“兼容并包”的传统发扬光大，教师之间做到了和而不同，每个老师的研究和政策建议都是出自各自独立思考的结果。国发院关注比较长期的趋势，而不是短期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因此，国发院的研究不会受到政府短期目标的影响。最后，国发院老师的见解以及研究也不受社会舆论的影响，而是引领社会舆论。比如，在社会上多数舆论反对延迟退休年龄的时候，国发院的相关老师仍然坚持从中国经济增长和养老保障的可持续性的角度，为延迟退休年龄建言献策。
总之，智库将在政府政策形成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我们也需要意识到，智库建设是一个长期和艰苦的历程，需要深厚的积累以及国家层面在智库组织和筹资方式等方面的相应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