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敏：中国“增量改进”国际体系

美国总统奥巴马5月28日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外交政策讲话，强调美国必须还是全球领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29日不无调侃地说：“看来当世界老大的感觉不错。我不知道在国际关系中有没有能够预测未来的章鱼保罗。”

这从侧面表明，在多极化进程深化发展的今天，美国领导下的这个全球秩序的能力遭到削弱，不仅对全球治理的贡献能力有所下降，而且其全球治理的规范原则也出现合法性缺失。乌克兰动荡成了奥巴马演讲的“定场诗”，而近日伊拉克的乱局恰成为最好注脚。

甚至连年鼓吹“中国崩溃论”，屡败屡预言的章家敦，也要把“维护世界秩序”的重担交给中国。他在美国《福布斯》网站上撰文为奥巴马支招，声称中国在伊拉克的利益远远大于美国，美国应该让中国派海军介入。

在很多分析人士看来，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也在许多方面，受到现代国际体系种种不公平的压迫。在此多事之秋，中国应该当个“保皇党”，还是“革命党”，还是“改良派”？章家敦无疑是“保皇党”，不动体系，甚至还要中国充当美国的“打手”，毫不足取；但另一方面，颠覆式的“革命”也存在极大的风险。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国际改革战略？不妨重温6月初发表的、《外交学人》记者对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的专访。

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存在的问题

美国全球战线收缩，欧洲经济乏力，西方主导的现有国际体系会垮掉吗？

陈志敏：说垮掉还不至于。在多极化背景下，在西方学者看来，西方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有其坚持的理由。这些理由至少有四个方面：

首先，至少在目前，西方主要国家在军事、经济和软实力方面都仍然占据上风。

其次，冷战后非西方大国接受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的经验，也让西方感到，可以通过有限让权来吸纳非西方大国。

再次，西方也寄希望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会妨碍它们挑战现有国际制度的联合努力。

最后，在西方危机缓解而新兴大国发展速度放缓的背景下，西方正在找到新的自信感。

现有秩序面临哪些问题？

陈志敏：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我们不能把现有的国际制度全部视为西方建构的，新兴大国确实参与到了国际制度中去，其中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制度。比如《联合国宪章》的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事实上都是发展中国家不断争取获得的。

从逻辑上而言，西方的吸纳战略也存在一个悖论：西方如何可能让新兴大国分享决策权而又不让它们对决策产生影响？不论是有限分权，还是“欺骗性”分权，如果我们相信新兴大国未来在国际力量对比中将最终占据优势地位，这两种策略都是不可持续的。

还有一个实质性的问题：目前的国际制度正在三个领域经历重要的转型，每一个领域都可能产生新兴大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围绕国际制度塑造与建构的斗争。

第一个是西方试图对更多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那部分现存国际制度进行改造。

比如用保护的责任来替代不干涉内政原则，用人权保护来消解主权平等原则，用环境保护来压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等。这些改造努力肯定会遭到新兴大国的抵制。

第二个是西方希望改造现有国际制度中对自己原来有利但现在不那么有利的部分。

比如自由贸易是西方倡导的，但是当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加入自由贸易体制，并发展出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时，西方正在用各种名目回归贸易和经济保护主义，这自然会与发展中国家发生制度和规范冲突。

第三个是试图延续现有国际体制中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不利的那些部分。

西方国家对当前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掌控有其历史根源，但在经济权力更加均衡化的今天，用抵制和拖延的手法阻止这些组织进行必要的改革，将严重影响这些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根据有序的原则来实现对这些组织的改造，它们势必要在现有体制之外来建立具有替代性潜力的平行组织，比如进入实质谈判阶段的金砖国家发展银行计划。

中国应采取“增量改进”方式改革全球体系

贵院刚发布的2014年“复旦全球治理报告”《增量改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进和升级》中认为，新兴国家呼吁当前国际体系需要改革，推倒重来的可能性不大。您认为中国可有什么选择？

陈志敏：中国无意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争取的是与国际体系建立包容性合作关系，并以增量方式丰富和扩大了国际体系的治理容量。

什么是增量改进？

陈志敏：“增量改进”是这份报告的核心概念。

在我们看来，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是在现有国际体系内实现的，对这一体系稳定和维系总体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中国希望完善这一体系，改革体系中不合理和不公正的部分，希望未来的改进既不损害国际体系的有效运行，而且还要有利于国际体系治理能力的提升。因此，增量改进是最佳方式。

这种改革应该是增量的。也就是说，未来的改革应该带入新增的国际治理资源，如更多的联合国会费，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发展援助和发展经验，为全球和地区治理贡献更为有效的治理规范和价值。

这种改革应该是渐进的。新兴大国对现有体制有不满，但这种不满尚不是根本性的，颠覆性的。与此同时，西方大国在过去所表现出来的一定程度的让权意愿，也提供了渐进改革的可能性。中国和其他国家没有利益也不必采取激进革命的方式来颠覆现有的国际体系。为了寻求国际体系的平稳改进，它们将主要通过寻求共识的方式来达成国际体系的改革，而这类共识的形成往往是一个渐进的进程。

这份报告里总结了四个具体的途径，一共16个字，分别是“内线推动，外线拓展，内外互补，以外促内”。是什么意思？

陈志敏：“内”和“外”是指现有主导性国际制度的内部和外部，不是指国家内外。

所谓内线推动，是着力于既有国际制度的内部改革，逐步实现治理决策的民主化，治理规则的公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所谓外线拓展，就是要在现有国际体制之外，在被现有体制忽略、现有体制不愿意，或者现有体制无力治理的领域，在地区和多边的框架下，发展志同道合国家间的机制化合作，建立新的国际机制。

所谓内外互补，就是在新旧国际制度之间尽力保持互补的关系，而不是互相冲突。

所谓以外促内，如果守成大国固步自封，试图维护自己不当的主导地位，中国也要通过发挥新的增量制度的成功示范效应，倒逼、引领既有国际制度进行改革。

政策建议之海派vs京派

清华上周末刚出了一个中国外交革新的报告，请谈下异同？

陈志敏：我们刚看过了清华报告的全文。两份报告紧接着推出，完全是偶然的，复旦报告是几个月前就确定在复旦校庆学术季来发布的。这也是“偶然中的必然”，表明大学都在思考中国的外交战略问题，并开始依靠它们学术研究的基础，有意义地介入中国外交的战略和政策辩论。

就我了解的内容来看，两份报告至少在三个方面有不同的地方。

首先是关注的重点不同。清华报告主要关注中国外交的总体战略改革以及相应的制度转型，比较强调从中国的利益出发，来思考中国外交的转型。复旦报告则关注中国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希望从中国立场出发，来思考全球治理的改进路径。确实让人感觉有些“京派”和“海派”的区别。

其次，两份报告对中国外交所处的国际力量格局的评估有较大的不同。清华报告倾向于认为在未来十年中世界将出现中美两极化的趋势。报告认为，除了美国之外，当今世界找不到任何一个综合国力比中国强，所以不能继续用“弱对强”的理念来处理中国外交，而要转向“大对小"的理念。

复旦报告也认为中国国力将有很大的提升，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将进一步缩小，但仍然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多极化仍是主趋势，也就是承认包括欧盟这个国家集团在内的其他主要力量中心的存在，而不认可中美两极体系的格局，并认为中国的力量尽管会有大幅提升，仍会受到各种制约。

第三，清华报告提出要从坚持不结盟政策向建设命运共同体转变，事实上表达了要转向结盟的主张。复旦报告则主张结伴外交，认为“针尖对麦芒”的结盟安全思维是历史上大国陷入冲突悲剧的根源。作为一个国际安全体系中具有系统稳定性意义的大国，中国的选择对天平的倒向具有重大影响。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走出冷战思维的大国，正因为中国不以冷战思维看世界，中国才抓住国际体系调整的机遇，享受了长期的经济增长。结伴不结盟实质就是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结伴不结盟对国际安全体系走出结盟对抗的意义不止是增量改进的效应，同时还具有推进国际安全体系升级换代效应。

报告那么多，我们都认同需要中国视角，但我觉得还需要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我们在研究中还是要有国际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情怀。我个人感觉，这种情怀似乎存在淡化的趋势。

国际主义和进步主义具体指？

陈志敏：这里讲国际主义，是要中国在追求自己利益和地位的同时，比过去更加关注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以及其他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有价值的问题解决方案；是要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有更多和更有效的沟通，而不是自我中心主义。

进步主义则要求中国作为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国际社会中要发挥引领作用，团结绝大多数国家，推动世界变得更加和平，更加发展，更加公正。在中国与某些国家的竞争有所加剧的今天，中国外交也要有现实政治和权力博弈，但我们不能忘了进步主义这个大方向。

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但这个地位的取得应该主要不是因为其他国家对我们力量的害怕，而是出于对中国的成就和贡献的认可。用秦刚的话来说，就是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您的看法是，中国应该是国际体系的改良派？

陈志敏：我们是改革派，但不是革命派。

学理性政策研究的方向和价值

近年来高校大举搭建智库，从学术研究转向政策研究，不免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您觉得学理性的政策研究该怎么做？

陈志敏：复旦的国际问题研究正好有50年的历史，有长期积淀的研究传统。和其他大学一样，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总是以学术研究起步的，主要是要研究国际上的各种关系，研究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各种问题，目的是更好地认识这些问题，找出其中的规律，进行解释，以此提供预测的依据。

这些年来，我们面对的外交新问题越来越多，而且外交实践也常常超前理论的发展。这种背景推动了各种各样的专业政策思想库不断出现，也让人才汇集的大学争相发展政策性研究，推进高校智库建设。

就复旦而言，除了国际问题的学术研究之外，目前在政策研究方面也出现了双线并进的局面。

一方面，是更为实用性的、针对具体问题的对策性研究。

比如，复旦有研究国际问题的一些国别和地区研究中心，如美国研究中心、金砖研究中心，已经和国家有关部委，如外交部和商务部建立了比较经常的关系：其研究人员被借调去我国驻外使馆工作，外交部的参赞级干部来复旦驻研，举办一些定期的政策研讨会。通过这些机制，大学的研究人员也可以贴近中国外交发展的一线，对涉及的问题、各方的决策考虑和中国的政策选项有一定的掌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价值的具体对策建议。

另一方面，对于研究和教学兼顾的复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来说，学术研究是基本，但近年来政策研究也有得到更大的重视。但这种政策研究更具有学院派的特色，或者可以称之为学理性政策研究。学理性政策研究要解决的是另外一个中国外交所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那就是理论和战略落后于外交实践。

在中国外交面临众多挑战的今天，学院派学者的介入恐怕应该是为中国外交提供新的理念、战略思想和政策选择的总体建议，而不是日常的具体对策建议。这些方面是大学学者最能发挥其特长的领域，也恰恰是中国外交总体面临供应不足的领域。复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刚刚推出的2014版全球战略报告便是这样一种基于学理的政策报告。

类似于“增量改进”这样的词会不会太学术？

陈志敏：“增量改进”既可以是一个学术概念，也可以作为一种政策话语。我们认为政策界、学界，包括热心外交的一般民众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概念归纳了以往中国的外交实践，同时也应该是中国未来改革国际体系的基本理念。既然我们在这个方面还没有一个针对性的核心战略概念，“增量改进”何尝不可以是一个恰当的战略表述？

有人觉得，国关学者不是语言学者，光提概念没有实际步骤，没用。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陈志敏：在我们看来，这些理念和概念的价值，是要明确中国的国际体系改革的总体战略取向。对于任何一项战略来说，总体的战略取向应该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没有一个正确战略思想的指引，一步错可能步步错。